第89章　自卫还击战（三十七）

没走多远，我和副班长在遇一河沟时听见了响声，又与副班长商量渡河方案，突然、“扑通”一声，刚才走得超级慢的那个战友也跑步赶上了，他一到就摔了一跤，我们一时大为紧张，那冲锋枪重重地掉到石头上的响声一下惊动了不远处村庄里的狗，那狗“嗷－－嗷嗷”向我们赴来，河沟上面公路上的敌人也打着手电向我们走来，令人毛骨悚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随手在河边检了一块石头向河的下游扔去。在引开狗和敌军视线之后，我们拼命地往山上跑。跑呀、跑呀、、、、、、当我们跑得头昏眼花、实在跑不动倒在地上休息时，汗水完全湿透了衣服。我的妈呀、好惊险！我又拣回了一条性命。 说实话，离开大部队后，要生存就要靠自己了。我们当时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都未经历过如此险恶的环境，我们焦虑、惊恐地看着对方。天快亮的时候，我举头望着异国的夜空，找到了北斗星，对副班长说：祖国就在北斗星偏东45度的方向上，只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能回到祖国。于是，我们3人在异国他乡又开始了艰险的突围，寻找我们的回国之路。由于我们是在突围，在没有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之前，死神随时随地都在向我们招手。 不知哪有这么倒霉，3月14日下午，我们在跋涉一座大山时，在半山腰遇到了几个越南妇女往山下走，当时我们只有3人，而且是一条独路。是前进还是后退？我们当时真的害怕极了。她们每人提着一个提篮，上面用毛巾盖着，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心想，估计她们也怕我们。于是，我们鼓起勇气继续往前走，但眼睛一直盯着对方，那子弹上了堂、并打开保险的枪口也随时对准着她们，只要她们一动，我们就先发制人、给她一梭子。随着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心跳也在不断增加，当我们与她们擦肩而过时，双方都被吓出一身冷汗。走过之后，双方硬是用目光将对方送到尽头，都怕对方返回过来开枪。我的妈呀！她们没有对我们下手。 那次战争，我们特务连的装备与一般步兵有些特别。除了基本的单兵保障装备装具外，我们是每人配五六式（折叠式）铁托冲锋枪1支。其他步兵战士一律配五六式步枪。3个备用弹夹，170发子弹，4颗手榴弹。部队从四川出发的头一天，上级给我团配了1支较为先进的试验武器――无声（微声）冲锋枪，160发子弹，由我连二排的二班长、侦察兵――阮少文同志使用。后来由于我团遭敌伏击，阮少文牺牲了，那支全团唯一的无声（微声）冲锋枪便落到敌人手里。 3月14日晚上，我们好不容易在一座半山腰上找到了大部队，好在我们没有从哨所经过，要不然也有可能被战友误伤或打死。因为参战部队每天统一有一个口令。而口令又分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两种。普通口令由一个单词组成，特别口令由一个成语组成（例如：当晚普通口令为“团结”，那么在哨兵将枪口对准你后问口令：你必须回答“团”；如果你是自己人，你就马上叫他回令：他回答“结”。然后双方就会将枪放下。否则就先发制人，给你一枪）。因我们已经掉队一天多了，根本就无法知道口令。然后我们就迅速寻找有利地形暂时隐蔽起来，准备大睡一觉。刚睡着不久，忽然，我在睡梦中听到哨兵问口令，而对方根本回答不上，随后就你一枪、我一枪，大约打了六、七枪之后，大部队以为是敌人，于是，夜暗中漫山遍野枪声大作，对面值班机枪的子弹象下雨一样全部向我们山腰射来。又是睡在我身旁的那个战友（冯中华）爬起来端起冲锋枪“哒哒哒哒哒”猛扫一通。副班长当即大声喊道：“冯中华、你在干什么？别乱开枪”。他说：“快、敌人冲上来了”！于是，我和副班长立即将他抱住并压在地上，叫他不要开枪、都是自己人，而且主要的是怕暴露目标。也许是受到战争的惊吓，加上神经的高度紧张，不一会他又把身上的4颗手榴弹全部投了出去，不知炸死了多少战友和民兵。发现情况不对，睡在我左上方几米远的团长听到是自己在打自己人后，马上气愤地站起来大喝一声：“你们不要打了！都是自己人、赶快停火”！那些干部听到团长的声音后，立即命令士兵停火。如再打几分钟，我们必死无疑。停火之后，我们发现团部的收发――李健（排级干部）受伤严重，子弹从臀部进去，从肩膀出来（当时是在睡觉），因流血过多、晕死过去，我们以为他牺牲了，就把他用雨衣包好后（面向中国）就地埋葬了。天亮之后，部队准备出发，继续突围。由于没有发现敌情，团长就叫各连和民兵把昨晚伤亡的人员抬走，包括尸体。谁知，李健被挖起来后还没死，两个民兵把他抬了回来。至今还活着，只是走路有点影响。 3月15日下午，我们终于突围出来，当我们在距离近千米的地方见到了对面山头上的解放军时，心里无比高兴。太好了，我们总算活着出来了！我们在与本师的四五零团和四十一军的部份战友一起会师后，上级命令我们原地休息、待命。随后，连长叫我们把师、团首长休息的山洞找好，安排好侦察警戒。 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是和我们排长郑世彬、副连长腾书申（河南人、现任河南省平顶山市公安局副局长）一起突围出来的，连长和通讯员他们也被打散，一班和二排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一班全部分别担任团首长们随身警卫，二排全部分别担任各主攻连队尖刀班在前面执行侦察任务。所以当时我们一起突围出来的只有警卫二班、三班以及工兵排的几个战友共20多人。在我的心中，我们副连长腾书申是一名很优秀的特务连长，他一米八几的个子，满脸的络腮胡，无论擒拿、反擒拿或格斗，他都是数一数二的，军事地形学相当熟悉，射击技术相当过硬，30米内用手枪打头靶，基本上百发百中。在这次战斗中，他荣立三等功，回国后提升为连长。 突围出来后，由于大部分人都饿得头昏眼花，为了临时解决肚子的饥饿，大家便开始进村寻食。我们找遍了整过村庄，发现这个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年轻人和小孩子早已跑光，留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和中老年妇女。在那个小村庄，堆集了很多缴获的物资，除了军事物资外，还有很多民用物资。如中国援助的大米、自行车、贵州安顺的蜡染布、赤水的竹筷等，大部分是中国制造。我看见一位兄弟部队的战友正在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兜圈子玩耍，手也就痒了。于是，我也找了一辆自行车，跳了上去，低头仔细一看，车身上打得清清楚楚：“永久牌”、“中国制造”。又是我们支援的！一骑起来，马上感觉这辆自行车比国内用的要好得多，无论是整车的钢材质量、手感舒适及轻巧度，都要比国内的同类自行车要好。于是，心里很不舒服，他妈的！中国的好东西都送到越南来了，可他们还向我们开枪、开炮！ 不一会，不知哪里传来一个消息，叫每个连去一个人领刚杀的猪肉，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我的天呀，一个团分一头猪怎么分呀？于是大家就自己动手，村子里家禽、猪、牛和马样样都有，真的是各尽所需，任其选择。开始时都是用枪打，后来人多了怕误伤战友，就用砍刀。我就和两个战友去抓一头猪，我们两人各拉一只猪后脚，另一战友就用砍刀花开猪的屁股，把皮破了之后割掉一块瘦肉又把猪放了。有的为了方便，就去捉家禽，没有砍刀的战友捉到家禽后就用手把头揪它几十转，直到家禽死去为止。回来后就用弹药箱当柴、压缩饼干桶当锅，用水煮来吃。由于没有盐，我们又去百姓家里搜，在一个山洞里，我们发现了几箩筐大米，但越南人也不憨，他们用稻子与大米混合在一起，一样一半，根本无法吃。我又用手往筐底伸抓，突然，筐中显出一个碗口大小的东西，我以为是地雷，就叫工兵排的来探测，结果不是金属。太好了，是一碗猪肉！我高兴地把它拿回来。还没来得及吃，而且桶里的猪肉也没有煮熟。后勤保障部队就送来了大量的“青刀豆、猪肉罐头、压缩饼干”等等食品，随后，上级命令我们马上把打死的家禽、未煮熟的猪肉通通就地用土埋好，不让越南人看到。否则，记者摄下照片后对我军不利。 当天下午，我们在公路上等车回国时，由于接我们大部队的卡车还未到达，我就和战友（老乡）钟仁富前往河边喝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意外，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备的心理。但意外就是发生了：在我正准备低头喝水的同时，旁边一水碾房处突然站起来一个越南老头，说时尽、那时快。我迅速起身调转枪口对准他：“热呆勒（举起手来）！灯依姆（不要动）！”那老头听懂后就用手比划着肚子，可能是叫我不要打他，他是来河边礁米的。在我们搜身确认没有武器后，他就把我们带到马路上面的家里。在这个老头家里，我们还看到了《毛主席语录》、《列宁选节》等书籍，看样子他到过中国，也认得到部分中文。因为对于我们的一些话，他也不时有点头发声等表示，而这种点头与其它反应不是茫目应和的，是与我们的表达意义相对应的。从他的表情和动作来看，这越南老头基本能听懂我说的话。走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开枪打他，并且还和他做了个再见的手势。随后我就和钟仁富讲，要是那老头真的有枪我们就完了。 休息的时候，我们从路边战俘所里看到，越南人有越南人的长相，尤其是他们的妇女比较有特点，一个个长得黑赤赤的，脖子较长，脸儿也较圆，个子却高的高，矮的矮。他们的生活习俗也有很独特的地方，比如农民的粮食不象我们国内的农民，是把稻子、玉米碾成粒后晒干放好，而是把粮食一串串地吊在房梁上，要吃时才拿到小礁子里舂出米来。 五、凯旋 3月16日上午，我团的大部份官兵在越南艰难地熬过了生与死的考验的10天10夜之后，终于怀着无比高兴的心情，乘若干辆大卡车排着整齐的队伍沿公路从广西那坡县平孟关凯旋回国了。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昂首挺立的平孟关口，在绿树成荫的村庄，在部队回撤所经过的要道和路口上，到处是青松枝扎的凯旋门。沿途群众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各族人民穿着鲜艳的服装载歌载舞，象欢庆盛大节日一样迎接凯旋的英雄部队。当一辆辆英勇的战车和披着绿色伪装网的卡车，满载风尘仆仆的战士，拖着大炮，威风凛凛地开过来的时候，当一队队全副武装的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凯旋门下走过的时候，早就迎候在公路两旁的各族群众，便一齐拥上前去。无比激动地表达他们对子弟兵的深情厚意。身着各族服装的姑娘们跳起了欢乐的舞蹈，小伙子们把锣鼓敲得震天动地，少先队员们把心爱的红领巾佩戴在炮口上，把一把把五彩纸花象迎接新娘一样撒在坦克上、卡车上，撒在战士们身上；大爹大妈热情地呼唤着，把热腾腾的茶水送到战士们手上，把新鲜的香蕉、油炸的花生米、洗净切好的甘蔗、染成红色的熟鸡蛋……硬塞到战士们的衣袋和挎包里。欢呼声和鞭炮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在自卫还击作战中，我们的战士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当我们走进平孟关看到五星红旗，看到用金字写着欢迎、致敬的大幅标语，看到前来欢迎的祖国亲人这些情形时，更是激动满怀，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花。下车后，当地许多女中学生就跑上来抢水壶给我们装水，抢不到的就哭，专门给我们准备的鸡蛋、甘蔗等各种慰问品送不出去的也要哭。参加欢迎仪式的姑娘们看到我们都禁不住发出会心的微笑。 由于我们这些入越作战近10天的干部战士，一路风雨兼程，摸爬滚打，雨水、汗水和血水混合在一起，那身军服早已牛皮一般，又脏又硬，脸上只有两只眼球是白的。就这样，我们于3月16日下午终于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的当天晚上，连队负责留守的副指导员李昌久开始发放包裹，当他叫到阮少文、卢小竹、刘怀利等大部分10天前都还活着的兄弟一下子无人应答时，他的双眼湿润了，声音也开始颤抖……于是，他抽泣着对我们说：“兄弟们、包裹全都在这间屋里，你们自己认领吧！”他实在念不下去了，因为我们连出国作战时的90多名官兵，而当天一起回国的只有60多人。另外有少数失去联系的战士经过艰辛跋涉，在战后一、两个星期中陆续归队，虽然被折磨得筋疲力尽、遍体鳞伤，但总算躲过了被俘的厄运。如我团一营身受重伤的上士（给养员）肖家喜，在我们3月16日回国后，他一个人在越南拼死突围，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在3月24日才回到了我们的祖国。后被**授予“钢铁战士”荣誉称号。他的那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4颗手榴弹以及在越南吃的折耳根至今仍收藏于中央军事博物馆。在1985年五十军撤销番号后，肖家喜出任第十三集团军装甲旅副旅长，后来，他转业后被安排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国税一分局工作。 在这场战争中，我团还有2名战士被**授予英雄称号：一个是模范卫生员郭雪成；再一个就是二级战斗英雄闵中友。 后据了解，造成我团损失惨重的真正原因主要是一份电报未翻译传达。也就是在3月12日我团被包围后，广西战区总指挥许世友急电命令我们沿着四十一军穿插时攻打的路线反方向从敌人枪口下面进行突围，要不就将我们与敌人一道，用炮火同归于尽。此事我至今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在特务连，随时都和团部指挥官在一起，所以我听到了这一消息，当时已作好了牺牲的最后准备。谁知道，当天下午，军委总指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又急电命令我们往高平方向沿途返回，并且调配了大量军车在高平省城等候，将我们接送回国。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份电报在跟随我们一同作战的师机要科机要员收到后，他自认为是一般普通电报，因为进攻战斗已经结束，现在大家都在想法如何突围？难道上级又命令我们与敌人硬拼？况且后勤供给线已被切断，不外呼就是叫我们保持联系、注意安全罢了！因而就没有翻译这份事关全团上千名官兵的急电，从而导致了我团在越南越走越远、越打越散、人员越来越少、战斗力越来越弱、失去联系的官兵越来越多。最终以失踪300多人、被俘200多人为代价结束了这场战争。那个机要员回国后也因此受到了成都军区军事法庭的审判。 回国之后，为避免影响士气，中方没有通报我四四八团200多人被俘一事。越方却把这些战俘押到外国记者面前大肆拍照报道，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是一名越南女民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押解他们的情景。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也很快编排了一个名为“向亲属报平安”的特别节目，每晚安排两、三名我方战俘讲话，自报姓名、籍贯、部队番号、职务以及被俘后所受优待等等，以图瓦解我军官兵意志。 当时“前指”的军官们急于了解情况，都不顾“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私下偷听。其间或许会有人听到熟人的名字，更是感慨不已。而我团则不一样，上级还特意叫我们安排专职人员在团部办公室统一收听，每人桌上放有各连失踪人员的名单，听到后就将他们的名字用笔划上，核实后就向团长报告。 六、战俘 1979年3月，战争结束后双方到底有多少人被俘肯定是说不清楚的。直到硝烟散尽的1979年5月，交战双方互报战俘名单，中方才知道：我军在这次“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战斗中总共有239人被俘（我团就有202人），其中一人因伤病死于羁押期间，实际交付遣返者为238人。 1979年4月下旬，在越南宣布中方全部被俘人员名单之后，我团就将没有名单的300多人列为失踪人员。其中就有我们贵州省开阳县的王应文、尤光连、皮学健、鄢国友、葛建国、罗军华、陈绍美等。后经电脑百度搜索、资料查找和笔者2011年5月实地考证，与我一起入伍的贵州省开阳县战友，在广西方向作战时牺牲的烈士只有蒙光辉（开阳县羊场区人，53357部队战士。共青团员，1979年3月牺牲，终年21岁。葬于广西宁明县烈士陵园二区十三排八号）和王定昌（开阳县冯三区人，56045部队九连战士，1979年3月牺牲，终年21岁，追认为中共党员，荣记三等功。现安葬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烈士陵园一区九排十七号）被运回祖国，其余的至今在下落不明。因为目前在广西所有烈士陵园没有他们的墓碑。 1979年5月，春寒料峭的季节终于过去，转眼又到了百花盛开的初夏，我被俘的战友们终于熬到了获释回国的日子。5月21日，两国在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前的“零公里处”交换了第一批战俘。6月22日是双方商定的最后一个换俘日，也是第五次交换战俘。遣返的人数也最多。现场更加热闹。我方在高大的友谊关关楼悬挂两条大字标语：“热烈欢迎同志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向回归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营造出泱泱大国敞开胸襟的氛围，效果奇佳。 交换工作完成后，我方归来的238名官兵经过医院体检治疗后，全部送到位于广西南宁市郊吴圩机场的“学习班”。我团的组织人是王副团长。在这里，他们接受组织安排的教育和审查，每个人都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俘的经过以及被越方羁押期间的表现，同时映证他人的相关行为。 1980年2月的一天晚饭后，我们听说那些被俘的战友今天就要回来了，大家兴奋得跑到团部门口去迎接，因为我有几个老乡和同学在那队伍之列，我们都希望在第一时间去看看那些在越南和广西生活了近一年的战友。我也加入到了那个欢迎的行列，在那天的黄昏时分，十多辆“大解放”卡车拉着他们的被装和行李开进了团部大门，我们欢呼着、向他们招手致意！ 当天晚上，我们贵州老乡和被俘回来的老乡整整聊了一个晚上，气氛一直很沉闷。我们问得最多的是他们是如何被俘的？在越南受了些什么罪？在广西学了些什么等等……讲述中，他们不时从心灵深处流出痛苦而屈辱的泪水。他们说，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被越军包围后，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只好在原地等待救援。在后来的几天里，由于没有干粮和水，他们连吃野草、吃树皮都吞不下，小便解不出，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抵抗，人人疲惫不堪。3月18日，当时尚有一点力气的四排排长准备带2名战士下山去侦察敌情，搞水上山，为最后突围创造条件，但是行动没有成功。时至3月19日上午，他们在与越军激战了7天7夜之后，敌人向他们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打击下死的死、伤的伤，所剩人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落入敌手，当了战俘（包括我团一名副参谋长）。 他们说在越南确实受到了非人般的折磨，当天被俘后就被越军用八号铁丝把他们绑在卡车车箱上，双眼被布条绑着。几个小时后，他们也不知道被拉到一个好象是越南监狱的地方，然后交由越军看守。在越南，他们被关押的地方共换了五、六次，给的食品大多是包谷（玉米面）、南瓜等，而且还叫他们自己做。在越南监狱，看守他们的士兵三分之一都是女兵。 半年之后，审查工作全部结束。238人中，大部分士兵继续留在原部队直至服役期满。但都按要求填了一张《被俘人员登记表》。我想这张表今天可能还在他们的档案里吧！至于今天这些人的下落和近况我也知道一些。比如我的老乡、马场区的杨祖全（在越南还被河内之声广播电台记者采访、凡当时收听过越南河内之声广播电台的中国人都应该记得很清楚，因为他是第一批被采访、在电台讲话的战俘），回乡后还当过村长，2000年后移居贵阳市三桥路，从事个体工商业，2009年已病故。除个别战友（如：吴某某，开阳县花力人，现已退休）经常联系、见面外，仍有几个战友（如：徐某某，开阳县宅吉人，我的老乡；张某某，开阳县花力人，我的同学）退伍后一直没有联系，所以就不知道他们的近况了。但都听说过，他们回到家乡后大都为人低调，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对军官的处理要严厉得多，除数名有变节行为的被判刑外，全部清理出部队，大多数人带着有历史污点的人事档案转业回原籍，不少人受到了开除军籍、党籍或干籍的处分。但我深信，当年能服从祖国的召唤，有勇气抄起一支枪跨过边境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十八、九岁的小男儿，就不愧为英雄。 据了解，战后杨勇第一副总参谋长亲临总结，我（五十）军关副军长被撤职，刘副军长被降职，侯副政委被党内警告。我团八连指导员冯增敏、一机连连长李和平被遣返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985年，五十军撤销番号，一五零师不复存在。 七、休整 在战争结束、回国后的一个多月里，由于我团仍有部分官兵未能回来，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生死情况，因而上级命令我们不能与家人通信。这是军令，不得违反。在这期间，我家乡有家人参加战争的家属都陆续收到了从广西或云南前线寄回的家信，有报平安的、有报阵亡消息的、也有报立功喜报的，但只有我们公社一起入伍的7人中被分配到四四八团参战的6人家里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他们每天四处打听有关战争的消息或民间各种传闻。就在这时，不知是谁传错了消息或有人故意捣乱，说我已经牺牲，而且还说得有根有据，包括我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等在我家乡传得家喻户晓。我母亲听到这一消息后更是每天以泪洗脸，不仅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而且每天还拖着疲惫的身体到几公里外的邮电局去查收信件，天天都要等邮车到了、邮递员把信件拆分确认没有我的家信之后才失望的回去。我在供销社工作的女友在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在未进行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没有耐心再等我的消息了，就马上与他人建立了新的恋爱关系。后来在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非常气愤。我父亲除了每天坚持工作外，晚上还要打长途电话到广西四处查找我的下落。大约在连续打了十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父亲终于听到了我在广西宁明县的声音。大家知道，那时候个人是没有通讯工具的。打长途电话都是有线电话，都要通过贵州转广西、再由广西转部队。当我接到电话时，至少通过了近十个总机的人工转接才能接听。当时我父亲根本不相信我没有受伤。后来在我们部队回四川时，他到贵阳火车东站等了几天几夜、并且在一无联系方式、二无时间地点、三无任何标记的茫茫人海中居然找到了我，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硬是亲自见到我了才放心回去。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在广西休整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基本没有什么训练任务，每天除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团外，就是白天看演出，晚上看电影。我们看演出的地方大都是在明江中学的大操场。 前来广西看望我们的第一批中央领导是国家副主席王震、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等。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新中国第一代歌唱家郭兰英当时给我们唱了两首歌曲，其中一首是六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南泥湾》，而另一首则是七十年代感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虽然郭老当年已年满50，但她当时的打扮仍和年轻时一样，她仍身着一条兰色的小围腰，与青年时代没有什么两样。当她同时唱完两首歌曲后，我们台下的官兵同时掌声雷鸣，很多人都离开自己的位子站了起来，就是想看得再清楚些，离的再近一些。演出结束后，为了满足广大官兵的愿望，她还下台和我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第二批前来看望我们的有陶铸夫人、二炮文工团等。 在全国各地送到部队的慰问品中，大部分都是当时最好吃的。如猪肉、鸡蛋、各类罐头、白糖等，其数量可以豪不夸张的说，都是以车为单位。那一车又一车的鸡蛋、白糖和甘蔗，我们根本吃不完，就分给我们所住的农户家。他们也享福不少。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鞋垫，而且大部分鞋垫上都绣有“送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几个大字。作为政府部门，除了中央慰问团送的一条枕巾、一只口杯、一枚记念章、一支盒装钢笔外，广西和四川两省均分别送给我们每人一件印有“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胜利纪念”的白色背心。 在广西前线，当地各式各样的车辆只要看到部队车辆就远远地靠右停下让路，没有谁去按喇叭。尤其是扎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看到我们的时候，都是恭恭敬敬的敬一个队礼，道一声：“解放军叔叔好，你们辛苦了！”惹得我们忙不迭地回礼并感动得想哭。 在广西，我们军人享受了不少优待：如坐公共汽车不要钱，也没有人挤，人们恭恭敬敬的让我们优先上车、并纷纷让座；进公园、看电影都不收我们的门票。 八、后记 一晃三十二年过去了，那悲壮的一幕幕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在人们记忆中淡去，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年那些经过战争洗礼的、曾经燃烧的光秃秃的森林早已恢复勃勃生机，昔日战火纷飞的战场如今早已变为购销两旺的边境贸易市场。祈愿有良知的人们仍然记得：2万多位炎黄子孙曾在这里捐躯，300多名将士在异国他乡的越南至今下落不明，200多名被俘的战友曾被打下屈辱的烙印。 2011年5月上旬，在几个战友的共同倡议下，我们终于来到了当年在广西待命和打仗回国后休整的地方。并到宁明、龙州和法卡山等烈士陵园进行了悼念活动，第一次到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圈，为在此沉睡了三十二年的战友上香、点烛、烧纸钱、化祭品等，祈祷他们在天堂一路走好！总算完成了我的一桩心愿。 但是，也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所有烈士陵园里，我至今还没有找到王应文、尤光连、皮学健、鄢国友、葛建国、罗军华、陈绍美等部份战友的墓碑，因为他们在新兵集训时和我是一个班的呀！他们至今仍长眠在异国他乡的越南国土。让我们永远记住、永远怀念那些为了祖国尊严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一代军人――年轻的共和国战士吧！ 三十二年前的那场战争虽然时间不长，但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难得的人生经历、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思考。通过对那场战争的回忆和三十二年后第一次对战友烈士陵园的实地祭拜，真是感慨万千！记住吧，名利皆过眼云烟，人只要健康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