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自卫还击战（七）

离开高平后，我们所在部队开始在高平周边地区寻找越军作战。 高平周边地形与中越边境广西段不太相同，边境地区多为平地里一座馒头山，山脉不多。而高平地区则多为山脉。一条公路在山谷中穿行。公路距两边山地约几百米至一千多米不等。 一日，我们连停留在一个有着三处山口的地带，公路由北向南，西面约四五百米是一条南北向山脉，东面是两座山的交接处，这样，加上公路两端的山口，我们实际上面对三个山口。公路周边地形是稻田，部分区域是小小的低矮石林，这种石林高度仅一米左右，绵绵一片数百米。 当日，营里通知，各连以一个班设伏。由于我连所处地形复杂，故连队决定全连设伏。 当时，我看到炮班在最前面埋伏着，心里觉得好笑，但不动声色的问副连长“炮班在做什么？”副连长答“潜伏哨。”我故意问“架炮吗？”副连长答“当然架。”我又问“炮班当潜伏哨，应该是在全连的最前面，不知60迫击炮是否能架成90度，如果能架成90度，万一今晚有风，风把炮弹吹回来，炸到我们自己怎么办？”副连长愣了，半天没回过神来。我这才告诉他，不能让炮班当潜伏哨的，并让他把炮班撤回到队部所在地。 原来，他看我一走，立即跃进到我刚才站的地方，但这时正好越军子弹打过来，子弹打在墙上弹到他胸上，他负伤了——“气胸”。如果我晚走一分钟，甚至半分钟，那个人就应该是我了。 部队前进了不远，就到了一片开阔地前。这是一片数百米的开阔地，部队是一个接一个前进。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心想哪有这样“敌火下运动”的，完全不符合训练要求。因为当时右侧山坡上有越军在阻击我们。但因为前面是七连，再前面还有一营，我根本不可能指挥他们。我心想，几百人呢，未必就打到我了。于是我也跟着队伍前进着。 到达开阔地中间时，前面的部队一个接一个全部都卧倒了，这在战场上是其实是很不应该的。 由于地形虽然开阔，但地面却不平整，有碎石。我卧倒的速度也很慢，我先用单腿跪地，再卧倒。 然而就在我单腿跪地的同时，一枪正好打在我就要卧倒的地方，我赶紧趴下，这时，另一发子弹从我头上飞过。卧倒后，我向右侧山坡上看，看不到赵军具体射击位置，但能知道大概方向。人家是居高临下，可以稳稳的瞄着我们打。这是，我看到我右侧半米远有个小小的洼地，其实说是洼地，不过是地面上一个低下去二十多公分的低洼处，连坑都算不上。在平时训练中，“利用地形地物”时根本不会考虑利用这种不起眼的地形隐蔽。但在战场上，人的想法是瞬间千变万化的。我当时突然有一种想法“不知子弹击中头部是什么滋味？打身子总比打到头好吧。”想到这，我一翻身到旁边低洼处，就在这时，两发子弹又打在我刚才趴的地方。 这是离死亡最近的一次经历。 当时，文书在我前面，听到后面子弹落点这么近，就问“指导员，怎么样？”我说“高十公分，把我打死，前二十公分，把你脚打断。” 向广西前线开进途中，大家讲到如果负伤就轻伤不下火线，如果是重伤就干脆打到牺牲算了。然而，在敌人火力下，人的思想瞬间可能会有无数种考虑。所以平时的想法其实都不存在了，只有当时的本能和潜意识在起作用。在平时，谁会去想到挨子弹的部位的区别呢？ 当时我在观察越军火力点情况，越军在右侧山脚下有数个火力点向我们射击。由于山上草深林密，我们只能大概判断敌人的位置。相反，越军居高临下看我们，是清清楚楚。因为开阔地上没有植被，都是黄土，加上我们的绿军装，目标特别显眼。越军已经摸到我们的规律了，前一个人卧倒之处，多数会是后一个人的卧倒之处。所以他们就瞄准固定的地点，等着我们，一个打不中，再准备打下一个。 这时，正好我们一发炮弹打在敌人火力点的位置，冒起一阵烟尘，我叫上文书，快速跃进，到达前面一个大坑里。 我后面的战士也相继跟过来，形成一个人群，我赶紧让他们卧倒，然后让他们下到坑里，这其实是一条大沟。这时，我赶紧跟大家讲“敌火下运动，要利用有利时机前进，如敌火中断、敌火转移、敌火被我压制”。有个战士笑道“指导员，还讲课哪”。我也笑了：“废话，不多教点，你能保护自己吗？” 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开始进入越南时，他们也有过茫然，有过紧张，甚至有过害怕。而现在，头上敌人子弹在呼啸着，他们还是镇定从容。他们也在战斗中成长起来了。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其实是我们把地形弄错了。我们要冲过的那座桥，离我们还有两公里呢。 此时一营已经摧毁了敌人的火力点。 战场上的危险，有时就是瞬间。 死亡，并不只存在激烈的战斗中或敌人的枪林弹雨下。 战场上的死亡，无所不在，只看哪一次离你最近。 检查完一、二排，又发现副连长安排配属的重机枪班在连队部署的中间位置架好了枪，而重机枪的枪口直冲着我们队部所在地，原来是对准我们身后的又一个山口。我又问“这是干什么？”副连长答“警戒啊。”我又说“哪有这样安排的？敌人打不着，倒把我们全打死了。”这就又安排重机枪班调换位置。 检查到三排时，发现三排前方数米，就是一片不足一米的低矮石林，这些石林完全档住射线，子弹根本打不出去，如果越南人利用石林摸到离我们一两米的地方，用步枪或冲锋枪射击是很难奏效的。我赶紧叫文书特意多领的几箱手榴弹发到战士手中。这样，如果发现越军攻击，我们不需射击，丢个手榴弹出去，手榴弹自上而下落，完全不受这里地形限制，又能有效杀伤敌人，又不会暴露自己。 安排就序后，我带队部转移至稻田中间一个农民看地的小窝棚中。我们规定，夜晚谁都不走动，发现走动的立即开枪。 入夜，不知是几点，可能是夜里一两点钟时，先是三排所在位置枪声大作，手榴弹声一声接一声。副连长问“要不要去看看？”我答“看什么看，睡觉，明早再说。”因为当时是无法走动的。黑夜里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看见模模糊糊的黑影，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分不清敌我。加之我们是预有准备的设伏，而敌人至多是路过的散兵游勇，主动权明显在我们一方。所以我们耐心的等着。过了一会，一排方向也枪声大作。我们也睡不着了，就听着枪声，观察动静。 大约二十来分钟后，一切平静了。大家依然是轮流值班警戒、休息。 五点多钟，天刚蒙蒙亮。我带人开始检查各排情况。 只见稻田中三三两两丢弃的越军的背囊，大约有十几个。打开一看：压缩米一袋、小罐装荷兰炼乳一听、子弹若干、胸罩一两个。哈！原来是女兵。 三排：一名战士牺牲，越军三人被击毙，一男二女。 一排：无人伤亡，击毙越军一人（男），抓获一人（男）。 有随队翻译。一审，该等越军为某师某团人员，夜晚刚从南部调过来。没想到有我们在设伏。被抓获者为副大队长。经过简单询问，他竟说他姐姐当时在广州，长期在广州生活。 由于越南长年战争，男丁少，所以多数部队的建制内都有女兵，通常一个班编有七八个女兵，一两个男兵。 这个副大队长负伤了，有个战士从河里弄了点水给他喝，他还不喝，说负伤不能喝生水。要喝我们水壶里的水。看来这点比我们的战士有经验。 越南的压缩米不知怎么做的。感觉好象是煮好饭后，通过一定的设备完成抽湿，再压缩，这样就象干的米饭一样，一粒一粒很散，拿水一泡就软，可以随泡随吃，也可以干吃。炼乳不错，我们都倒入自己的水壶中，再到河里加点河水，感觉不错。当时我们的七班长，也是北京兵后来当指导员了。他用这些炼乳做成酸奶，挺正宗的。说起来在越南还喝上酸奶，现在的人会相信吗？ 天大亮后，营长带九连、七连经过我们的防区进山清剿去了。由于我们连一夜都没睡，所以营里命令我们连休息。 大约快中午时，山谷里枪声大作，和平时不同，这时听到的枪声，不象枪声而更象是风声。因为枪声在山谷中有回声，加上枪声密集，所以我们听起来就是“哗－－，哗－－”的声音，和刮风一样。 这时，我让副连长通过电台问营长怎么回事。副连长傻乎乎的说“营长说了让我们休息啊。”我说“废话，山里人死完了你也休息！”由于副连长那一年的兵是我们接的，加上我原来在训练队当教员，许多副连长、排长都在我手下训练过，加之其他多方面原因，所以我对他们说话通常比较横。 通过电台与营长联系，得知九连搜山过程中，有敌人向他们开枪，其他情况不明。我当即问营长需要不需要我们支援？营长通过电台说让我们带两个排过去。 我们马上集合了两个排开始沿营长他们走的路线进山了。很快来到部队进山的位置。这里是离开公路进入山区的开始，靠近公路多是小山，逐渐增高连接高一些的山。山上植被不一，山间小路草不深，但两旁都是较深的草丛及树灌。 当时我面对山体，中间是山谷，两侧是山。 我命令一个班从我右侧沿山坡搜索前进，一个班从左侧沿山坡搜索前进。配属的82无座力炮这时还在山下，距我大约有四五十米，我站在山坡上对那排长喊“老夏，别走了，路不好走，看情况再叫你”。这个排长是65年的兵，因我们一起在地方上搞过民兵干部集训，所以比较熟悉。 当时我并不知道，就在我右上方几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山洞，里面有大约一个班的越南兵。万幸的是他们没有对我开枪。而如果他们开枪，我是必死无疑。后来想想可能开始的时候越南兵想隐匿，所以没有主动开枪。加之我派的一个班就在离越南人几米的地方，只要枪一响，他们就会立即冲到洞口，这样他们一个也跑不了。然而当时我们都没有发现这个山洞。 由于没发现什么情况，我和副连长带着我们的人继续向上走，没走多远就与九连会合了。 这时，九连的人开始陆续转身穿过我们的队形向回走了。因为九连副连长说前面情况不明，只是有人向他们射击，然后就没有动静了。这时副连长问我“九连撤了，我们怎么办？”我当即说“他们下，我们上。来了一趟，什么情况都没弄清楚，回去干什么。”于是我们的战士开始往上走。 当九连的人与我们的人正好换了个位置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走到我开始站的地方，而我们走到九连原先在的位置时，身后传来几声爆炸声，紧接着就是刮风般的枪声。我刷的一下坐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副连长和我在一起。我问“怎么回事？又遭伏击了？”我于是喊我派到左侧山上那个班的班长，我说“六班长，怎么回事？”六班长说“九连下山时，越南人丢了几颗手榴弹，把九连的人炸伤了。枪是九连打的。” 我立即赶到六班所在位置上，只见九连的人一齐朝我们对面的山坡上开枪。那位置就离我开始站的地方不远。 这时，六班长说“快看，那有一个。”虽然我们离对面山坡只有三四十米，但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到那里的草一动一动的，能明显感觉到是有人在里面运动。我顺手拿过六班长的冲锋枪，我对着那个方位就开始射击。我是坐着的，平端着枪，第一枪是瞄准那个位置的。但当我打出第一个点射时，我周围两个排加上两挺重机枪一起开火。我一看，算了吧，反正我打不到也有人能打到。这时我就不瞄准了。对着那个位置一下子就打了两弹匣的子弹——六十发。由于火力密集，打得对面山坡上尘土飞扬，高高的茅草都被打断了。很确定，这个越军肯定活不了。 看看那里的草再也不动了，大家停止了射击。 这时，我派到对面山坡的那个班还在那里，我喊“一班长，你在哪？”他说“我在这！”我说“你站起来，让我看见你。”他说“我就是站着呢。”然而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只见对面满山的草。这时我们相距也就三四十米，只是分别在两个山坡的相对面上。我又喊“一班长，你把帽子翻过来，用枪顶着举起来。”这时我才看到草丛中有个帽子，也才确定了他们的位置。 这时一班一个战士走出比较高的茅草丛还在往下走，我一看不对劲，因为我现在知道附近有个山洞。立即喊“别走了，停住别动。一班长，把他叫回来。”一班长也在叫他，我身边的六班长也在喊。 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战士好象没听见，仍在向下走，就在这时，他前面约一米多远的草丛中突然站起一个越南兵，对着他就是一枪，他仰面倒下了。我也不知他是死是活，赶紧喊“一班长，把他拖回去。”一班长刚要去救他，越南人从草丛中又打出一枪，八班长差点也负伤。这时我们也大概能判断敌人的位置了。我命令两个火箭筒手，准备射击。 然后就在这时候，九连副连长喊“别开枪，抓活的。”我跟九连副连长说“没有用的，不要那么费事了。”但九连副连长说“再等等”。我说好吧。但其实我这时已经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甚至可能会得不偿失。只是和九连在一起，双方的人都混在一起，也不得不考虑他们的行动情况。 我看着九连的兵慢慢向上摸去，突然草丛中又飞出两颗手榴弹，九连又有四个战士伤了。这时我气不打一处来，我气得喊“九连的退下去。别在那碍事。”然后我命令火箭筒手，连续五发火箭弹打过去。一切都没有动静了。我派了一个班过去，从那洞里搜出7具越军尸体。6女一男。加上洞外那一具，一共8个人。 这时看洞外那个越军，身上已经被打成蜂窝了。对这一个人，一挺重机枪就打了近千发子弹，全部射击的武器是两挺重机枪，两个排的步枪冲锋枪。 战后统计，消灭一个越南人，用了近半吨弹药，接近抗美援朝战争的水平。客观上，当时我们的战士身上都是六七百发子弹，挺重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已经宣布撤军了，在越南不会太久了，所以也不吝惜子弹，一旦发现越南兵，就大过枪瘾。其实现代战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弹药消耗量大。 在我们清剿这个山洞的敌人时，七连在离我们几百米的地方清剿另一个山洞的敌人。他们就没有用人去攻，只是步兵排占领山洞周围有利地形，用82无座力炮、40火箭筒向山洞射击，打了十几发炮弹，敌人不抵抗了。进洞一看，打死8个，还有一个活的女兵。而这个女兵居然一点伤没有。因为我们的82无、40火都是打坦克用的，弹头都是穿甲弹，爆炸后只会产生高温高压定向气流，穿透力很强，但不象一般炮弹，爆炸后弹片方向是向四周的。所以只要不是离得很近，一般不会受伤。但那女兵已经吓得走不动路了，战士们只好用担架把她抬下山来。到了山脚下，战士把担架一丢，那女兵被重重的摔在地上。人已经吓得不轻了。 经过一番审问，她们正是我们连昨晚伏击打散的那个团的。这个小女兵只有16岁，原来是放鸭子的。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战争。按照规定，俘虏都交到营里，由营里组织人员送回国内的战俘营地。 经验：山地作战，避免近距离接触，能直接以火力摧毁的，不要以人员进攻。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由于越北部山区风力小，82无、40火，在百米距离上准确性非常高。况且通常情况下，发现敌情，多在五十米左右，以火力摧毁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 当时我们一个副团长一直跟着我们营，他去查看尸体。用他的话讲，这些女兵“都还是孩子啊？。我们那时什么不懂，毛头傻小子一个。 在被打死的越军中，有女人戴着金戒指。但当我们第二天搜山时再路过时，发现那金戒指已经不在了。不知是什么人拿去了。 在那几天里，我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就从公路向两边进山开始清剿，天黑再回公路上睡觉。我们也有经验了。部队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一旦发现越南人开枪，步兵立即占领地形开枪射击，同时配属的汽车牵引的14。5高机迅速冲过来，车头一掉，14。5高机对准敌人就立即开火。因为高机在几百米外的距离上打半山腰山洞里的越军准确性很高，而越南人轻武器却拿我们没办法。高机射击时，85炮迅速推进至距敌人数百米甚至更近的位置上，开始炮击山洞。所以那一阵，越南人拿我们一点办法没有。被打得到处跑。 我们每天一座山一座山的搜，那一日，部队在搜山。我和指导员带着号兵和卫生员在离连队数百米的地方走着。突然，指导员指着一处说“你看，这里肯定有人上去。”我走近一看，很明显的泥脚印，向着山上去了。这时指导员说“我就不喜欢一起搜，要搜就自己搜，怎么样，我们搜搜？”我说“好啊，搜吧！”此时的位置是，我最靠近山体，指导员在我左后，号兵在我身后，卫生员在我右后。我既不能说号兵，你上，也不能说卫生员你上。我就说“我走前面，号兵跟我后面，上！” 山比较陡，爬到半山腰时，眼前一片约十来米宽的平地，对面山壁是直上直下的一块绝壁，面对我们是一个两米高的大洞口，但洞口被芦席给挡上了，看不见洞内情况。这时我犹疑了。直接走过去，如果洞内有人并向我开枪，我必死无疑。如果我先开枪扫射一阵再前进，似乎有点草木皆兵，显得我们太胆小了。想了一下，我跟号兵说：“你从坡下运动到洞口那一边，然后用石头砸那洞口，看有什么动静”。号兵立刻爬到另一侧，扔了几块石头后，仍不见动静。我直起身，心想：“该死脚朝天，不死就过年。认了！” 我手持冲锋枪走到洞口，发现洞内并没有人。但有一锅饭在火上煮着。看样子我们一搜山，敌人刚跑没多久。 这时发现，这是敌人一个简易藏身的地方，里面有些新军服、腰带，还有粮食。但没有弹药。这时我们挑了几件东西，包括一个中国产熊猫牌收音机、一条新的宽松紧带的短裤（我准备给四排长的，他是团球队的，个子大），还有铁盒装的炼乳等。 下山时已经是中午了，我看见四排长，就说“我捡了件宽带短裤，给你不错。”然后我找到指导员，问“那条短裤呢？”指导员没有丝毫犹豫，“啪”的一拍腿“哎呀，你不早说，我刚换上”。我就说“噢，那就算了”。一转身，我想想不对。我们刚下山，大中午的，指导员没事换什么短裤？但我什么也没再说，就当我信他了。吃完午饭，我问号兵（东西全在他的背囊中）“短裤在不在”？他说“在”。我说“给我，别跟指导员说”。我就拿去给了四排长了。 天黑后，我们在农田中间的一个小窝棚中准备睡觉，这时指导员开始翻背囊，想清点一下战利品。他说“哎，副指导员，那条短裤你拿了”？我说“是啊，你不是换了吗？我以为你又捡了一条呢。你没换啊”？他“哼、啊、哈”的没说出话来。我也装傻不说话了。 这就是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当我问他时，我并没有说我要干什么，他应该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他的思维逻辑是，先说自己已经换了，把我这边封住。然后再判断我要干什么，再想别的办法。就这点，使我感触很深。在工作上，这个指导员是个迷糊，做不成什么大事。但在这些问题上，很精明，我们根本没法和他们相比。 这只是中间一个小插曲，说点感受而已。 我们搜山时，我觉得没什么事，就和四排长（原团球队的）还有一个班长（宣传队吹小号的，也是北京兵，会做酸奶的那个）躺在山坡上唱了一下午歌，从外国民歌二百首，唱到那时的电影插曲。想想也挺有意思。周围不时响起战士搜山时的枪声。算是配乐吧。 天色将黑，我们返回公路宿营。 战后，有些评论都是说中国军队如何使用古老的人海战术，用过时的旧武器，付出了惨重代价等等。其实都是不全面的。战役与战术不同，各个作战区域不同，各种战斗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的。况且我们在越南，从未使用过什么人海战术。散兵队形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了。尤其是在山岳丛林地作战，更是如此。如果说我们的人数远远超过越南兵，那倒是真的。虽然越南也动员了不少民兵，但在局部地形上，我们的人数远远超过越军。 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每天都是我们在寻找越军作战。越军一旦被我们发现，基本上是跑不掉的。 一转眼，我们进入越南已经半个多月了。中间这段时间，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打机动，执行临时任务，以及进入山区清剿。 有一天上午，我们又随全营转战另一地区。当时，部队行进在一条山谷中间的公路上。我们连为后卫。 由于天热，加之是大部队开进，敌情顾虑不大。所以部队行军有点象和平时期的拉练。战士们也在三两一群的边走边聊。 突然，前方响起密集的枪声，瞬间，公路上已经全无一人，部队全部疏散到公路两侧。这也是在战争中学会的，动作之快，在平时训练中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一个北京战友，在团作训股当参谋，当时正和政治处的几个干事走在一起。枪响时，他面前有一个水坑，他一个箭步越过水坑卧倒了。稍后，他起身回头一看，几个政治处的干事浑身是泥。他问“怎么搞的？”宣传股长难堪的说主“没来得及，卧在水坑里了。”这事一直成为笑料，笑的是政治干部军事素质差一些，笑的是宣传股长当时可能也吓得不轻。那个宣传股长是特殊时期前毕业的老大学生。 我通过电台与营长联系，问是怎么回事。营长说九连是尖兵连，山上有越南人向他们开枪。我说要不要我们上去增援。营长命令我们连去一个排。 我问副连长“你准备让哪个排去？”副连长说“三排去”。我说“三排在后面山上担任后卫，为什么让他们去？”（因为三排长是比较勇敢的人）副连长说“一排长不想去。”我当即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想去？你不派他去，他有什么错？你把他的排派出去两公里，你看他去不去。”当时，按照行军序列，一排在前面，一排长正好和我们队部在一起。我也知道，他年龄大，都已经结婚了。而且大家都知道没几天就要撤军回国了，所以他确实在请战态度上不太积极，大家也能看出高平遭伏击后他思想上有点胆怯，但也不能因此就说人家怕死啊。我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作战中，总会有牺牲的，开始时情况不明，伤亡会大一些。所以要把有战斗力的部队和勇敢的干部留在后面关键时刻使用。所以我坚持让副连长派一排上去增援。 但此时前方已经没有什么情况了。因为越南人当时和我们打游击战。一两个人或一个战斗小组，在山上。把腰带扣上，挂在树上，然后把机枪或冲锋枪挂在腰带上，这样等于是把枪吊在树上。见我们来了就开枪，打完就跑，枪也不要了。这确实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你如果不清剿，不反击，你就很可能老是有人员受伤。但如果你打，他没几个人。如果你攻击，你上山要近一小时，下山要近一小时，部队此时很可能原地呆着，很影响行军速度。相比而言，美军当年在越南时，利用直升机，采取蛙跳战术，很有一定的效果的。无奈我们当时没有直升机配合作战。 部队继续前进，我们连离开公路从右侧沿山谷前进。 走不多远，前面一个小山包，七连一个排在这里。我带了卫生员过去了。 只见七连一个排围着一群人。我上前一看，从60多的老太太，到被怀抱的不足一岁的婴儿，大大小小按生命计算，足有十几个。但这些人员中，没有一个男人。 七连一个战士告诉我，敌人向他们开枪后，他们迅速分散包围了一个山洞，但进洞只搜出这些老人、妇女、孩子，并没有看见开枪的越南人。 这时，我们一个副营长，手里拿着战士们搜缴的一张照片，这是一张越南军人与一个女人的合影。越南军人头戴那种浅绿色的斗笠式军帽，身边的女人身着衬衣。与普通人家夫妻合影没什么区别。副营长操着四川口音指着一个越南女人说“你看，强（象）不强（象）？”我看看照片，看看那女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相象的。我说不象。副营长说“咋个不象，满象的。”这时，副营长指着那女人外衣下露出的衬衣下摆，“看，是不是军装？”七连副连长上前抓住那女人的外衣，向上掀起，可能是想看看是不是军用衬衣。外衣被掀起，衬衣也被掀起，露出半截Ru房。越南女人不敢吭声，只是默默的站立着。还是我们说“算了算了”，他才把人家的衣服放下来。后来这个副连长在另一次战斗中负伤了，我们都笑话他：只所以受伤，就是因为不该看的瞎看。 这时，有个女人怀抱孩子，在低声哭泣。当时教导员跟营里医生说，看看是不是孩子病了。医生过去看了一下，回来说“妈的，是个死孩子”。我们都很诧异，不知是怎么回事。医生说那孩子是被掐死的或捂的窒息死的。可能是他们在山洞里，孩子哭。当妈妈的怕孩子哭暴露，就把孩子掐死了，或者是捂着孩子的嘴，窒息死了。那孩子估计也就一岁左右。想想战争中，百姓其实是最可怜的。作为一个老百姓，无法判断对方军队会对自己怎么样。但中越这么些年的友谊，却让人不可理解。只能有一种解释：我们打肿脸充胖子式的援助越南，他们却在宣传中抵毁我们，使其老百姓对中国有误解和错误的认识。 那几天里，我们每天进山清剿。越南人都到山里去了，越南军队也化整为零进山了。我们每天都在山里转来转去，主动寻找越军。每天各个连都会遇上零星的越军流窜或袭扰，但通常都会很快结束战斗。因为我们人数多于越军，武器装备强于越军，加上我们的战士很能吃苦，再高的山，说上就上，因而越军对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旦被我们遇上，基本上就是两条路：逃跑或者被击毙。 进入越南后，由于都是机动作战，很难知道下一小时是什么情况。因而都是各班自己做饭。用饼干筒，装点水（越南河流还比较多，找水不是问题），放上缴获的“中国上海”大米，煮半干的稀饭，再放点菜地里拔的蒜苗。感觉还可以。没时间做饭，就吃压缩饼干。有时清剿到村里时，或许能有鸡或鸡蛋。尽管如此，战后看看当时照的照片，还是觉得个个都清瘦清瘦的了。 配属的民工在伙食上就比我们强多了。部队配发的罐头有红绕肉、红烧茄子、菠萝、青豆等。由于天气热，大家都不愿意吃未加热的红烧肉罐头。有的扔了，有的给民工了。而民工比我们有时间，他们经常在路边架上锅，把红烧肉罐头开了，放在锅里，热了以后才吃。而我们最喜欢吃的是青豆罐头，象凉菜，天热吃着很爽口。 大家都佩服广西民工做鸡的速度惊人。常常是我们的战士还没把鸡处理完，而民工杀的鸡已经下锅了。在越南时，有人杀猪也很有绝活。越南的猪体形比较小，大约也就四五十斤一头，长不大。有民工吃猪肉却不杀猪，只把猪抓来，用刀在猪屁股上剜一块肉下来，去皮后切切下锅，那边猪跑了，不过估计还是要死的。 由于我们是深入越南境内最远的，谅山距国境线大约十多公里，老街、甘塘等都只有几公里。而我们进攻的高平地区距国境线直线距离是近百公里，公路距离一百多公里。加之我们是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已经没有前后方之分。我们每天进山，是四面可能受敌。因而发生伤亡的可能性很大。战士们执行警戒任务时也很谨慎小心。但是，毕竟是战士，同时也是年轻小伙子，甚至还应该算孩子。站岗时，步子慢腾腾的，可抓鸡时，有人一个人追一只鸡能追出去好远，好象也不担心有越军伏击了。 执行机动作战任务面临经常变化的情况。有一天，临时通知我们营执行任务，开始是徒步行军，中途突然来汽车接我们开始乘车开进，然后又下车徒步前进。中途不知什么原因又在公路上待命。这时下起大雨，大家就穿着雨衣，坐在雨地里，等了二个多小时。晚上到公路边的山上宿营，天仍在下着大雨。我们就穿着雨衣，躺在山坡上睡觉。当时是天上哗哗的下着大雨，身下哗哗的流着雨水，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依然熟睡了几个小时直到天亮。 当时越南报道，中国军队**越南妇女，枪杀无辜越南百姓等。纯属造谣污蔑。当时，我们部队都是集体行动，至少是一个排，以班为单位活动时也不可能相隔太远，不可能有单独活动的时间。加上在那种环境下，周围都可能有越军，根本没有前后方之分，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战斗是第一位的。根本不可能发生其他的事情。 在战斗中，自伤现象时有发生。那还是部队在高平地区时，有天晚上，高机连一个战士站岗，发现前方竹林中哗哗直响，他喊“口令？”没有回答。他又喊“口令？”还是没有回答。但哗哗的声音越来越近。他拿着冲锋枪对准那里就开枪。他一打，别的连的哨兵也向这边打。结果有个连的副指导员冲出屋子，拿着冲锋枪就开枪，结果大家都以为那是越军，就朝他武松，结果把他打死了。 同样是在高平，友邻团在作战时，呼叫师炮团火力支援。当130火箭炮第一波火力压制后，那个团在电台喊“打得好，打得好，再向右一点”。后来听说可能是有一门炮标尺定错了，结果19发炮弹落在这个团阵地上，一下子伤亡了几十人。 其实，战场上误伤是很常见的事，并非完全都是由于指挥错误。通讯联络、机械故障或错误、组织不当等，都会导致误伤发生。真正参加过作战的人，并不会在意这些问题。 关于通讯联络。 当时我们一个连有一部电台，这种电台在坑道内、在较高的河堤两侧，在城市建筑物中，都很容易联络不上。我们在越南时，经常会因为电台联络不上，而使用军号。这是一种传统的联络方式。但在越南，因为我们在明处，我们人多，越南人不敢和我们正面交战，所以我们也无所顾忌。后来，有的营就采用浙江兵或江西兵直接上电台用明语喊话的方式进行联络。别说是越南人，就我们自己，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这样就很直接，便于及时准确的传达命令，实现通讯联络。 先来后到 有一天，我带号兵去营部开会，整个山谷中一条柏油路，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一人背了一支冲锋枪。走着走着，发现远年山脚下有一群马，距离我们大约有二三百米。我和号兵说“来，比赛”。我和号兵就趴在公路上，对准山边的马匹开始射击。那时有一种心态，不打枪，没有战斗，会觉得心里空空的。 这时我们并没有发现公路上开来一个车队。当我们开枪打马时，那个车队离我们大约六七十米，突然全部急刹车，紧接着两个干部带着几个战士提着枪，屈着身子一路跑来，见到我们就问“什么情况？”我们笑着说“没事，打马呢。”走过去一看这支部队，战士坐在车上，所有的人都持枪端坐，一脸的严肃。虽然身上披着厚厚的尘土，但仍能感觉到这是干净的军装，只是有尘土而已。不象我们俩人，衣服脏兮兮的，一幅花脸。我问他们是哪部分的？回答说是58师的。我们感觉纳闷，不是3月5号就宣布撤军了吗？怎么还进来部队了？想想这就是越南报道的：中国名曰撤军，实际增兵。一问，他们实际进越南好几天了，只是刚到高平地区。 当时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和他们相比，我们成熟了，老练了。我们对于战场上的一切，都已经熟悉，面对突然情况，都已经从容了。他们还是一脸严肃，对待枪声，有一种紧张，对待战争，还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不过过几天，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老练、成熟起来。战场对人的训练，只是几天或一次战斗。 这一天，我们接到进攻重庆的任务。这个重庆并不是中国的重庆，而是越南高平地区的一个县城。 当时说越军有一个营的兵力在该地。由于进入越南后基本是打游击战，这一次听说越军有一个营的兵力在防御，大家都很兴奋，好不容易有正规战可打了。我们很认真的按照训练大纲的要求进行了战斗准备及战斗部署。结果很扫兴，因为情况很快就被证实。越军已经转移进山了。 我们继续开进，我们连担任全团的尖兵连。当时我们正在公路上走着。这又是一条夹在两侧山脉中间的一条公路。是碎石公路。走着走着，尖兵排长来报告“公路上发现地雷”。我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当时团指就在我们连后面。政委急着喊：“快！快叫工兵排来，快点！”我当时坐在路边，我起身说“我看看吧。”政委说“你行不行啊？”我说“行不行再说吧。” 战前，我在师集训队和团训练队当教员时，主要负责射击、单兵战术和爆破，所以对爆破类的事略知一二。在这种时候，我自然不能坐等工兵了。一是职责所在，二来作为一个全团都知道的爆破教员，在这种情况下退缩，也是说不过去的。 我走到“地雷”边一看，公路上鼓起的“土包”有七处，一个与一个相隔两三米。鼓起之处，上面堆着碎石，很明显，底下是埋着东西的。但到底是地雷还是什么，并不知道。 我找一个战士要了一根枪的通条，蹲在一个鼓起的“土包”前。我蹲在地上开始慢慢的捡起鼓包上面的碎石。这时，全连、团指、本营其他连，都在路边安全距离以外看着我。我们连四排长说“指导员，你应该是卧倒的。”我当时说“用不着。如果真是炸了，我起码飞三十米高，趴着也没用。”我讲的是实话。在平时训练时，我们搞实爆作业时，有时放个铁锹在炸药包上面，仅仅二两硝胺炸药就能使铁锹被炸飞起来三四十米。这种埋在公路上的爆炸装置，多半是要炸坦克的，至少有五公斤，一旦爆炸，我肯定会被炸飞的。而且弹坑直径会有六七米之大，深度会有半米多。所以我蹲着趴着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这时，我慢慢的捡开鼓包上面的碎石，然后用通条轻轻的沿着石缝向下扎。扎着扎着，听到“哗啦”一声，好象是扎到塑料布的声音。我心里感觉有点底了。但到底是什么底，我还是不知道，但我感觉好象不是反坦克地雷。当我慢慢捡开一块碎石时，我眼前出现一个中国制造的五一式反坦克地雷引信，这时我的心才是真的的一下落地了。因为这引信我很熟悉，在部队我教过这一课，讲的引信种类中就是这一种。 这是一个用塑料布包起来，再用藤条捆绑的炸药包。地雷引信露在外面，整个装药大约五公斤，是标准的炸坦克的装药量，而且是梯恩梯炸药。越南人很有实战经验。通常，反坦克地雷引信的承受压力是2公斤，而地雷的铁壳承受的压力是180公斤。正因为如此，反坦克地雷是只炸机械车辆而炸不到人。人可以站在地雷上跳都没有关系。但越南人这种将炸药直接和引信结合的方式就不同。TNT炸药是块状的，很硬，把引信直接插入炸药，再埋在地上。由于引信的承受压力只有2公斤，人踩上去也会引爆。而炸药量是五公斤。所以这种炸药装置是人踩炸人，车压炸车，坦克压炸坦克，都可奏效。 我并没有一下搬起炸药包，而是把手伸到炸药包下面，轻轻的摸着，仔细检查了炸药包底部有没有诡雷装置后，才把引信轻轻抽出。但藤条很结实，不易解开。我用缴纳的一把美式匕首切也切不断，但用匕首背面的锯子轻轻拉了几下，藤条就断了。很快，我解除了七处炸药的引爆装置。 当我用手把七个引信给政委看时，他是一脸的惊慌“别拿过来，快销毁！”这也不怪他，通常不了解爆破装置的人，都会以为这些东西很危险，弄不好就出事故。但并非碰都碰不得。 我当时不知我用了多久的时间排队了这些引爆装置，因为精力根本不在时间上。但当团工兵排上来时，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部队继续前进。 在平时训练时，也摆弄过几年炸药，这次算是在实战中体验了一下吧。 王息坤，广西边防部队某部六连二排长，一九七六年三月入伍，一九七八年九月入党，学生成分，贫农家庭出身，高中文化程度，二十四岁，河南光山县人。他在一次反阻击战斗中，带领一个战斗小组主动出击，五人对敌七十多人，歼敌六十三人，他一人歼十一人，最后在搜索残敌中壮烈牺牲。**授予他“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潘细腊，广西边防部队某部六连四班长，一九七五年一月入伍，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入党，学生成分，贫农家庭出身，高中文化程度，二十三岁，湖北淆水县人。在广渊同厄南侧无名高地战斗中，他在排长王息坤指挥下，带领三名战士出击敌人，英勇机智，孤胆作战，与敌激战四个多小时，他本人毙敌二十二名，对全歼同厄之敌起了重大作用。**授予他“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三个人沿着荒径小道搜到了山根，这才看到确实有些残敌正在集结，似乎又要对我有什么行动。王息坤心想：靠近点，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他们三人悄悄接近敌人。正走着，忽然发现前面草丛中有一块突兀的大石，王息坤恐怕后面有埋伏，忙摆摆手叫后面两个人先停下，自己要过去看看。潘细腊向前抢了两步，他伸手推回；申占军示意他要小心，他点了点头。他悄步接近了巨石，冲锋枪换到左手，右手扒着石头边，想从侧面观察背面的情况，刚一探身，不好，三支罪恶的枪同时伸了出来。 “排长！……”潘细腊惊叫一声，可是已经晚了，恶魔的毒焰正中王息坤的胸膛，刚刚勾住枪机还没抠响就仰面倒了下去”。 上面是从网上下载的文章片断。 王息坤和潘西腊都是我们师另一团的，1978年我在师教导队当教员时，王息坤好象还是战士，在教导队受训。 那一天，部队攻打广渊时，我们离他的战斗地点并不远。当时，我们团在广渊附近，同时清剿越军。我们连奉命占领一座小山包。但实际上，爬上这座山花了近一小时，到达山头一看，地形陡峭，山顶只能站上不足十人。为此，又下山。 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团在附近有战斗。但具体情况不清楚。还是回国后，遇到那个团的战士说起当天的情况：战斗中，王息坤带领战士占领一个山包，王息坤一下跳进一个坑，可没想到，那坑里正好有一个越军，王息坤就这样牺牲了。 潘西腊当时就在排长王息坤带领的这个排里。当后续部队上来时，潘西腊对战友说“你们可来了，我只有三发子弹了。” 人们总想知道英雄背后真实的故事，总想知道英雄事迹的真伪程度。我想说的是，报道中会有记者的文字修饰、夸张，甚至艺术加工。但这个英雄的基本事实是存在的。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不需要一个英雄有多么伟大，事迹多么光彩，行为多么无暇。坦率的说，在那种情况下，能勇敢战斗，敢于牺牲，就是一个军队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儿子。对于一个军人，对于一个普通战士，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更多呢？在和平时期，我们会对英雄事迹、先进人物说三道四，但在战场上，对烈士，人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更多呢？ 胡绪清，是我们军另一个师的某连指导员，一九六八年四月入伍，一九六五年十月入党，农民成份，贫农家庭出身，高小文化程度，三十一岁，四川省江北县人。 “在自卫还击作战中，他发扬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鼓舞部队英勇杀敌，连克敌阵，四战皆捷。特别在带领一排攻打昆峰南侧无名高地战斗中，沉着果敢，用机智灵活的指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自己英勇作战的模范行动，创造了我一个排歼敌一个加强连的战例，为营主力攻占六五○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保证谅山战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这次战斗中，他自己摧毁敌一个地堡和三个火力点，毙敌十五名，缴获八二迫击炮一门，四○火箭筒一具，轻重机枪各一挺。**授予他“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引自网上文章） 由于他和我不在一个师，他当时的事迹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师是给进攻谅山的部队当预备队的。不过战后他调到我所在的团当团政委了。 在对越作战中，**授予的英雄只有三十来个。但是，那些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烈士，那些光荣负伤的战士，以及那些以自己的行动为作战胜利作出贡献的战士们，同样也是英雄。 在对越作战中牺牲的烈士，抚恤金的标准较和平时期提高了200元人民币，达到了550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一个排长10个半月的工资。那时国家确实也穷。但是，这些是烈士，是为国捐躯的烈士，是奉国家之命去浴血奋战的烈士，是撇下父母妻儿献身沙场的军人。 现在，中越和好了，两国交往又开始了。有些人就认为，当年参加对越作战的人太冤了，死了白死了。这是平常百姓的认识。如果这样看，红军时期的英雄呢？抗日战争的英雄呢？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呢？珍宝岛作战的英雄呢？他们又作何感想？ 国与国之间，战争与和平，从来就不是永恒的。国家利益，永远是要高于个人利益的。当我们面对同一时代的事件时，我们确实会看到，今天交战，明天和好。 PS：爆发期过了，明天照常运行。这更15809字。上更1386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