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自卫还击战（四）

战前，我们部队是干部子弹比较多的部队之一，那时我们全团，凡是有荣誉的连队，都有干部子弟。当时一营三个步兵连，每个连都是十来个干部子弟，其他营也有。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电视剧中，那个石林是个很笨的家伙。其实这点是与许多现实不符的。 坦率的说，在那个年代中，部队干部子弟除了不太好管理以外，多数人都是出类拔萃的。许多人都是训练中的尖子或标兵。 那还是1975年，当时军区副司令张秀山带着军区考核团来团里进行年终考核。全部考核完毕后，全团开会宣布考核结果。先是副政委把干部子弟大骂一顿（他其实对干部子弟不坏，骂也是做做样子而已），紧接由团长宣布军区考核结果，念到优秀的人员名单时“一连×××，三连×××（就是我），七连×××，……”。大家一听，“妈的，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 记得1971年刚换发自动步枪时，师里组织了一个射击队研究新式自动步枪的射击操作问题，最先掌握的还是我们军区一个副司令的儿子（算是我的兄长吧，他们家和我们家是世交）。在各团训练队、师教导队、军教导大队，担任教员的多半是干部子弟或城市兵。“队列”、“投弹”这些军教片，这些片中的主要讲课人或示范者多数也是干部子弟。 当然，也有怕苦怕累、不求上进的，但这是个别的。 战前，有些干部子弟陆续调走了。并不都是因为怕打仗。从我们一个团的情况看，一个北京的排长，调到步校当教员去了，那时还不知道要打仗呢。另外有些是部队觉得不好管理，安排转业了。 对越作战时，我们的一营副营长、我，我连一个班长，七班一个班长，团作训股副股长，作训参谋等，仍有的几十人是干部子弟。还有其他团的、师医院的，如果加上城市兵，那就更多了。 在整个对越作战中，干部子弟、城市兵表现应该是相当突出的。这种突出，不光表现在勇敢上，也表现在积极主动、机智灵活方面。 当我们在高平附近进行清剿战斗时，有一天，七连进入一个村子清剿，我的一个战友原是团里画画的，在连队当班长。当时连长跟他说“有两个越军进村了，你去抓出来。”他进村一看，村子不大，但两个人隐蔽起来也是很难找的。他跟副班长说“我带人埋伏在村头，你从那边打枪向这边赶人。” 他带了一个战士埋伏在路边草丛中。副班长在村子那一头一打枪，两个越军飞快的从他面前跑过去。他带着那个战士大喊“落松空叶！”（缴枪不杀），一下冲出去。两个越军吓得“呀”的一声，随手把冲锋枪扔了，撒腿就跑。我这个战友快步追去，结果他后面的战士超过他，但仍追不上越军，他一急，喊“卧倒！”前面的战士一下子卧倒了，他立即开枪打死一个。另一个继续跑。这时他们班已经跟上来了，他喊“标尺一”，“嗒嗒嗒”，一看越南人还在跑，“标尺二”，“嗒嗒嗒”，终于把这个越军击伤后俘虏了。 他们连另一个班长，也是城市兵。清剿时发现山上有个洞，连长命令他去山洞里搜查。他判断洞内有越军，扔了几个手榴弹，然后进洞拖出三具尸体。 每当枪声响时，总是这两个班冲在全连的最前面。这两人战后都荣立了一等功。 相反，一个65年入伍的排长，团里当时命令他带一个班封锁一个山洞，等团工兵排进行爆破。听人说他可能想看看洞内的动静，一探头，被洞内越军击中头部，当场牺牲了。我还在三连当战士时，他就是二连的排长了。战时我到三营当副指导员，他还在二连当排长。他很勇敢，人也很老实，是个好人，但就是缺乏灵活机智。 一营副营长，他父亲特殊时期前是某军军长。大我几岁，一米八出头的个子，长得象周润发，很精神。我们两家也是世交。他是我们团出名的“痞子”，实际上他人很老实，只是样子经常是痞痞的。一天，他带领一营攻打敌人一个火力点，敌人一颗炮弹落打来，他的睾丸被弹片击伤了。他是家中的独子。他一瘸一瘸下来时，笑道“多亏爹妈给了个大个子，要不就完了”。这事一直成为我们一帮人开玩笑的话题。 团作训股的一个参谋，也是北京兵，我们两家也是世交。战斗中，他作为团里的作训参谋，一直和我们营在一起。哪次战斗他都在场，为我们营作战提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我们团作训股副股长，他父亲曾是军里的副军长，后调总参某部当副总长。他天生就是军人的材料，满脑子都是军事。我们团在越南，虽然受到损失比较大，但战斗同样出色，与作训股特别是他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42军一个连长，和我同年出生，他父亲是原是广州军区副政委，我们家的世交。对越作战中，我们团是接替他们部队的。战后我们一起在南京学习时，讲起战场上的情况，他还有些不服气。但我也知道，他们在第一天的战斗中，伤亡很大，他们一个团的伤亡，大约相当于我们一个师的伤亡数字。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没有退却，仍在战斗。我们在进入越南十几天后，仍遇到他们部队在边境越南一侧进行清剿。 可以说，在战场上，这些干部子弟，充分展现了军人后代的风范，他们是勇敢的，也是出色的。在关键时刻，多数人都表现出沉着镇定机智灵活的素质。 战后在南京学习时，我们一帮干部子弟在饭馆吃饭，大家都是参加对越作战的。席间，一位兄长（其父是特殊时期前的外交部副部长）说：干部子弟就是强，只有那种集中上学（指原来的部队、机关的子弟学校），从小受教育，懂得为国为民的人，才是真正的国家栋梁。 这里不去评价他说的对不对，但是，如果细想一下，干部子弟靠的什么比别人强或者至少比相当一部分人强？靠的是从小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靠的是父母那种身份以及随之附带的革命精神，靠的是童年、少年时代在子弟学校所受的良好教育，靠的是耳闻目睹的军队或机关以及领导干部的无形的影响。10：36：15 发送消息内容超长，请分条发送。 富裕海豚10：36：23 干部子弟的毛病是什么？ 傲气，但这种傲气要看是对谁耍。多数情况下，干部子弟对待普通战士，并没有傲气。 骄傲，这是常见的毛病。但是，有本事的人通常会骄傲一些，这毛病不光干部子弟有，有本事的多半会有。尤其是对那些能力差但又不敢承认的上级，会常犯这毛病。 嫉恶如仇，也叫爱憎分明。这本来是优点，但在现实社会中却成了缺点。 当然，任何一个人，都会有毛病，但作为干部子弟，应该说，在总体上仍是很优秀的一个群体。正如《静静的顿河》中讲到的，中国的高干子女，是当时中国当代唯一敢于思想的一群人（好象是这个大意）。 战争再一次表明，父辈们英勇善战，极大的影响了后一代，而后一代，也无愧于军人后代。 对越作战后期，我们攻占了重庆，在这一地区，我们已经是准备撤军了。 对越作战，在广西方向，由于第一线均为广州军区的部队，他们是划片区分作战任务。而我们师是执行机动任务，作战区域变化频繁，部队机动范围大，在越南境内机动距离达400多公里，任务变化频繁，仅重大任务变化就达9次。相比广州军区的部队而言，我们经常是占领一个地方后马上就向其他地区开进，很少有机会执行搜缴战利品的任务。而友邻部队是划分包干，在一个地区作战，有时要待上好几天，打完仗，该地区的收缴任务也由他们负责。因而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收缴战利品。 越南并没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东西。我们缴纳的货币、有关文件，都依数上缴。汽车、拖拉机、商品等都由专门的车来清缴。其他如手表、收音机以及其他物资、商品，都如数上交了。为了使手表能如数上交，我把连队准备上交的几十块手表都砸坏了。后来想想也小气了些。管他谁戴呢。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些可留作纪念的东西。再则由于我们是步兵，没有汽车，有了东西也无法带。所以大家基本上是空手而归。 在越南，我捡到一把匕首，大概是美军遗留的简易匕首，外形有点象《第一滴血》中的兰博用的那种，但要简单的多。刀柄很粗，四方棱的，刀尖是弯的，刀背是锯。在排除爆炸装置时它可起到了很大作用。后来给另一个北京兵要走了。 一个破旧的小八音盒闹钟，机械式的，也给别人了。结果只带了几付“蛤蟆镜”回来。 回来后，有些单位卖从越南拉回来的自行车，50元一辆。卖手表，50元一块。 撤军前几天，当时我们在越南重庆地区作战。有一天，我在公路上，看见国内开来的地方卡车。我问“干什么的？”回答说“来拉东西的。”我问“谁让来的”，说是通知来的。他们问我“进去后找谁联系？”（进去，指到重庆县城里）我说“不用联系，你就是老大。”又问“拉什么东西？”我说“你想拉什么拉什么吧。”随手我送司机一床很漂亮的红缎子花被面。 那几天，边境上老是来来往往的汽车，不停的拉东西。 越南报道，说在战争期间，越南损失了十万头耕牛。 据说边境上的边民，许多都到越南去，把耕牛、猪、鸡、鸭都给赶回家去了。 实际上，边民对待越南人的态度也是分地区的。有些地段上原来中越边民相互之间关系就好，有通婚、商品交易等，战前两边也常来常往。而有些地段上，原来边民之间关系就不好，战前历史上就不断出现械斗。我们回国后在边境上，有些边民问我们怎么对待俘虏的。我们说要执行政策啊，治伤，给饭吃。他们气愤的说“要是我，非把他们全杀光不可！”可见边民之间关系是个很具体的现实问题，并不完全因国家之间关系而随动。 其实，战争期间，这些事本来就无可避免。更何况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无私的向越南提供了约200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越南约那么多的东西。大到火炮、汽车，小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熨斗，以至于越军穿的军装、被服、急救包、大米，都是中国援助的。因此，如果有人指责中国军队或边民如何如何，有什么理由呢？在那时，200亿是什么概念？大约要相当现在2000亿吧。而那时中国国内都很穷，却勒紧腰带援助越南。而就是这样，越南当局却把朋友当敌人，为讨好当时的苏联，为称霸东南亚，不惜与中国为敌，甚至主动挑衅。所以，教训教训越南是理所当然的。 战争就是战争，中国对越南实行的惩罚性打击。这是大前提。 判断战争，评价战争，有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角度。 现在，有些年轻人振振有词，认为惩罚越南是应该的，但越过国境去作战，就有点“侵略”的样子了。这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式的思维方式，应该说是不懂得战争，不懂得政治。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当年二次大战时盟军就不能进攻德国，美国就不能进攻日本，那什么时候才能消灭轴心国的军事力量？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二次世界大战？而如果不能及早结束二次世界大战，又会有多少平民死于战争？所以，看待战争性质，绝不可以只以国境线为标志。要从战争的整体，从战争的起因、目的、目标、进程、手段、结果等多个方面作综合分析。以为有个国境线就可以谈论国际法，实则是不懂得国际政治和国际法。 部队攻占越南边境重镇重庆后，我们就知道近几天就要撤军回国了。 这一天，我们在重庆县城西北地区露营，当时部队在一片树林中。我和副连长挨个检查了各排哨位和配置，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但到了夜晚，三排方向又响起了枪声。在越南的整个时间段里，天天晚上枪声不断，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第二天一大早醒了之后，听见副连长在骂人。过去一看，原来四排一个战士牺牲了。经向周围的战士了解，原来头天晚上，这个四排的战士，携火箭筒配属七班。当晚，班长给他交待任务“你前面是潜伏哨，你后面是七班，你就在原地休息”，还给了他一支步枪。可能是夜晚睡觉翻身了，本来面向潜伏哨，结果一翻身变成面对七班了。夜里他醒了，迷迷糊糊看到有人晃动，那是七班长带一个战士起来换哨。他没看清楚，抬手就是一枪，把那个战士打死了。而那个战士，正是他们四排的，也同时配属到三排的。 第二天，我们转移到重庆以北直通国内的一条公路一侧的山上，担任公路警戒，因为部队撤军要从这条公路回国。 这座山比高大约也就一百来米，公路对面一座山，是58师防守。其他的山距离我们至少在两公里以外了。 当时三排长安排每组三人，在山坡上挖简易工事，其实就是一个浅坑，人坐或蹲在里面，这样就可能形成对山下的工事了。半夜时分，这个战士边上的战士叫他“醒醒，醒醒，该你值哨了。”他说“好，我吃点东西。”话音未落，一颗流弹打来，他当时就牺牲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看现场，只见他胸脯上正好在心脏的位置，被一颗子弹击中，前面一点没有流血，只有子弹动能导致的一小圈青色。一看就知道他是当时就牺牲了。我查看了周围的地形，能够射击到他的位置，只能是并排高度或更高的位置。而当时只有对面58师能达到这个高度，远处其他的地方也有可能飞来流弹，但应该打不到他所在的位置，并且距离会是相当远。所以我判断可能是对面部队晚上打枪误中了。可怜这个战士，第二天就要回国了，他却牺牲了。但另一方面，如果他没有牺牲，那头天晚上被他误打中的战士，我们又怎么向人家家人交待呢？ 第三天下午，我们奉命撤军，但此时，对面58师的部队早就无影无踪了。也没有通知我们。自己就走了。 这种做法其实是很错误的。在战区撤军，弄不好会有大的伤亡的。友军一个营，就是在撤军时未组织好，结果受到了很大损失。 相反，我们师的撤军组织的有条不紊。总是靠近越南一方的部队先撤军，后面的部队依次提供掩护，逐次撤军，结果我们在撤军中没有伤亡。 撤军时，我们是晚上行军回国的。我们仍然是一边走，一边聊着天，讲着作战中的有关情况。 上士问我，到没有到？我说没有到。 又走了一阵，我说到了。上士问“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看，电线杆是立着的，前面屋里是亮灯的。”因为在越南一个月时间里，我们没有看过立着的电线杆，没有看见过屋里开着灯。夜晚漆黑一片，枪声不断，战争就是战争，许多地方都和平时不一样。 撤军前，为了保证越军不能对我形成偷袭和骚扰，所有的应该摧毁的建筑物、桥梁、关键性道路，都实行了毁灭性的摧毁。 我们胜利回国了。 踏上国境线的瞬间，战士们话一下子多了。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大家心里觉得安全了，人的精神状态从战争中解脱出来了。人们的情绪又回到了和平时期。 人心理上的这种感觉在瞬间变化，只有从战场上归来时才能真切的感受到。 到达边境上时，已经是天蒙蒙亮的时候，边民们对部队给予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欢迎。过去部队拉练时也有过老百姓的夹道欢迎。但这次不同，边民是自发的，那种感觉， 完全是出自内心的。虽说政府有组织，但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那种真诚，那种发自内心的关怀和慰问。 我们一到边境上，边民就已经做好饭在等着了。我们吃完饭，简单的休息了一会，就上车向我们的临时休整驻地开进。沿途，只要有村镇的地方，就有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对越作战中，广西人民也给予了部队极大的支援。我们每个连都有民工担架员。他们也有伤亡，也有牺牲。他们同样也是英雄。 刚到达驻地，团作训股副股长就告诉我“我已经给你们家打了电话了，说你平安。”他父亲和我父亲是老战友，所以我们经常联系。 家中也知道平安了，人也回到国内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的对越作战结束了。 在这一个月里，我们深入越南纵深一百多公里，机动作战四百余公里，我们胜利了。中国军队胜利了。 我们的军队经历了实战的考验，我们个人也经历的实战的考验。 这场战争，对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场战争，对于我们个人，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会使我们重新审视生命，审视生活。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结束了，短短一个月，人生仿佛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记得自河南向广西前线开进时，我让作训股一个参谋，从列车上打电话（那时没有车载，没有手机，只有电台）给我在湖南衡阳的大姐，希望她能接到电话到车站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当时也说不清，正好路过湖南，见见一家人，起码也可以视死如归上战场了。后来姐姐到车站来接车，我们见了面。短短几分钟，车就开了。我的心已经平静，我似乎已经和家人告过别了。 现在我们从战场上回来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似乎从死神那里又回来了。 战争，又仿佛是昨天的事了。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是灾难。 回想在战场上，死的多数是军人，但也有平民百姓，我见过头发苍白的老太太，我见过年轻姑娘，我见过怀抱的婴儿。 在生者，我见过跪地苦苦哀求的老汉，我见过被吓得走不动路的女孩，我见过不知周围发生什么事情而两眼发呆的孩子。他们是生者，也是弱者。是无力反抗并且可能被人任意摆布的弱者。 他们是不幸者，也是万幸者。不幸，是因为他们的政府，迫使他们接受一场对他们而言本不该有的战争。万幸，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仁义的中国军队，才使他们免受通常战争中最可能出现的杀戮和凌辱。 如果面对战争，宁当战士，不当百姓。 我们的英雄，我们的烈士，都是年轻的生命。 他们短暂的人生，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昨天，他们还和我们谈笑风生，上午，他们还和我们携手作战。 转眼，他们英灵在天。 人生有时就是如此的短暂。 回想一下， 幼儿时，会为一块糖而相互生气； 小学时，会为一支铅笔、一块橡皮而吵架； 中学时，会为相互玩笑而挥手； 青年时，会为男女朋友而反目成仇； 成年后，会为晋职而相互角斗。 当我们面对人生这些常见的、普通的事件时，我们会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都是原则问题，都是可能影响我们一生的大问题。 当我们面对死亡，面对战争，面对逝去的战友时，当我们把对人生的视角扩大到几十年，扩大到我们的整个人生，我们会看到什么： 所有的悲欢离合，所有的酸甜苦辣，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我们遇到的一切，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想想在越南时，有个战友说了“回去后我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谁知道哪天会死。”那是一种不知明天的心态。可回国后，他依然节省，依然和原先一样。 生命是短暂的。只有我们真实的活着，这才是现实的。 记得有个朋友说过“今天肯定比明天更美好”，因为今天是现实的今天，而明天，只是未知数。 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形式不同而已。 记得回国后在南京上学时，学古汉语，老师在讲《庄子》时提到，庄子对学生说：我死后，你们把我弃之野外就可以了，不必费事安葬。学生说：不行啊老师，那样会被野狗吃了的，我们要厚葬你。庄子说：你们把我从狗嘴里抢回来，埋到地下喂虫子，那不是一样吗？老师当时的点评是庄子在那个年代就具有了这种大度的坦然和潇洒。 人，只有在正确对待生死以后，才能坦然面对人生。 经历一场战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启示。 而我所得到的，我自认为明白的，我自认为我自己最清楚的是： 我比以前，我比多数人，可能会更加懂得珍惜生命，珍惜人生，珍惜生活，我能坦然面对人生一切。 如果我们能坦然面对生死，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坦然面对的？ 我想，所谓战争的洗礼，或许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纯洁，更坦然，更超脱。 愿所以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都能够珍惜生命，珍惜生活，认真的、快乐的过好每一天，以积极的、健康的、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