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我的父亲

父亲小名“义和”（山东话对“和”的发音为“活”），山东省沂南县苏村区司马庄人，生于民国十一年腊月十八（公历1923年2月3日）。 爷爷是个地道的农民，奶奶是个传统的农村母亲。家中有三个子女，父亲最小，上有一兄一姐，全家靠爷爷种着几亩薄地维持全家的生计。因奶奶怀父亲时年事已高，加之生活艰苦、营养不良，所以父亲先天不足、身材单薄矮小而且体弱多病。 爷爷家虽然生活艰难，但他老人家还是很有远见的，全家省吃俭用地先后送两个儿子上了学堂。后来，长子当了本村的小学校长，而作为次子的父亲，虽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了学业，但也读到了初小（相当于四年级）毕业，也算进入有“文化”的行列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因日本鬼子进攻山东而失学。经过两年的战荒也就是在1939年10月秋收时，父亲与他的十一名同学，在老师牛瑞符（共产党员）的带领下赴沂水县小南峪参加了八路军莒沂游击大队。父亲时年16岁。父亲参军后不长时间，也就是在1940年1月就到了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二大队三中队学习。 父亲1940年11月从抗大毕业后，被安排到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沂蒙支队）二团一营三连任文化教员，次年5月被任命为该连的副政治指导员。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抗大起，到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先后参加了数十次的对日本鬼子、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经历了他一生中艰苦卓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战斗生涯。 父亲在对日本鬼子作战中负过重伤。我曾在1972年和1975年两次探家时多次与他老人家长谈，就是想了解他负重伤的前后经过。因当时还处于**时期，我的思想和观点还不免受到当时英雄形象“高、大、全”的影响。记得当我听到他老人家在“大崮山保卫战”最后阶段突围时，其后背中了日本鬼子枪弹时的瞬间想法是“再也见不我娘了”，而不是当时文学、影视和舞台作品中所宣传的英雄临终前喊着伟大的口号造型时，在心底还不免有些失望。但现在回想起来，他老人家当时的想法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情感、而且同样是那样的伟大。 父亲的身体不好，在战争年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常发烧，其实现在看来也就是扁桃腺经常发炎。以至于病情后来发展为风湿症，也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再以后又查出了心主动脉闭索不全、二间瓣狭隘和支气管扩张等多种疾病。如今我真的难以想象，当年他怎样拖着多病的身躯与敌人浴血奋战、拼死杀场的。 由于父亲身体健康的原因，在1951年初从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就没有回到他的老部队26军去参加抗美援朝，而是安排他去了刚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四局（边防局），以后又到了解放军新成立的军种――公安军。我曾经问过他老人家，如果您回到老部队而不是进北京，是不是“官”还能做得要大一点。父亲笑着答到：能不能当大点的官我不知道，这就我当时那个身体，真的去了冰天雪地的朝鲜，那肯定是埋在那喽！ 父亲为人平和、乐观、真诚。母亲从1945年参军起就与父亲同在一个部队――鲁中军区卫生部也就是后来的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卫生部。据母亲回忆，父亲于1947年3月担任了华野八纵卫生部直属队的政治协助员后就配备了坐骑，但很少见父亲骑乘。多数时间里，这匹白马或是驭着那些体弱战士的背包，或是载着生病的战士。母亲说，父亲很受医务人员和战士们欢迎，在行军的队伍里，哪里有笑声，父亲肯定就在那里。 据母亲讲，父亲特别能与战士们打成一片。他做政治工作细致入微，常常在亲密无间地拉家常时就把思想工作做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思想工作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境界了。 记得父亲有一次讲到，在解放战争时，因当时我军医疗部门的后勤保障能力有限，所以有部分伤员因伙食供应不好而结伙去找所领导闹事。父亲发现后立即截住他们问什么事？伤员们回答说伙食太差，要去找所领导算帐！父亲当即回答说我就是所领导！那群伤员一看这个平时嘘寒问暖、平易近人，对伤病员关心倍致的小个子竟然就是所领导，马上就改变了“主攻方向”――吵着嚷着要去打司务长了。后来这个“事件”还是在父亲循循善诱地说服教育下平息了，但父亲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和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父亲的组织纪律观念极强，在担任北京边防部门领导的13年中，他因工作之便，经常能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他严格遵守上级规定的“不能擅自要求与上级领导合影”的要求，没有留下一张与领导人合影的相片，以至于北京边防检查总站2011年在组织纪念建站六十周年活动时，竟找不到1955年至1968年之间站里任何人与国家领导人的一张合影相片。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是，1975年我回北京探家时，有个已调到北京某外派单位的战友找到家里，希望父亲能与首都机场的边检和海关疏通一下，让他们从国外回来时能多带点东西进关。可我刚一张嘴就被父亲一口回绝。 父亲一生“官运”不济，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在作战部队的基层连队，到解放战争时才到一线野战医疗单位担任领导，解放后也总是被安排到小部门担任领导，特别是“特殊时期”发生后不久，父亲即被安排到北京日报社“支左”。 据父亲讲述，他根本不适合在北京日报的工作，主要因为北京是在政治“旋涡”的中心，父亲等支左人员经常因为跟不上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被叫到北京市革委会去挨批评。父亲也曾多次要求回部队工作都没有得到批准。后父亲因病结束了“支左”，但因原来的工作岗位已经安排了别人，他也一直也没有重新被安排工作。 父亲对他的待遇方面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唯独对不重新安排他干工作而耿耿于怀。他老人家在1981年9月29日给我的信中写到：“我休息快十年了，差不多等于抗战八年再加上一个解放战争的时间。这样长的时间一个党员白白浪费掉了，想起来怎么不叫人寒心！但这不是我的过错，你知道我是多么想为人民工作啊！可他们就是不给一点机会，无奈只好行尸走肉吧！唉！不谈这些了，让无穷的话闷在我心底吧！等到我灰尽时一同消失吧！我的前途恐怕只是这样了。但想想战争年代牺牲的同志、在**中陷害致死的老革命家，我算什么？因此我仍尽量学习，争取有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真到瞑目方休。”但他最终也没有如愿。 父亲一辈子保持着农民的本色――朴素、节俭。比如我们在家淘米做饭时，父亲肯定会过来看看水池是否落有米粒；记得我们小时吃苹果削的苹果皮，父亲总是一声不响地拿起来吃掉，弄得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吃苹果都不敢削皮。直到80年代后，经我们几个子女再三的告诉他，现在的水果都用农药，不削皮不安全后，他才勉强接受了削皮吃苹果的作法。特别印象深的一件事是，我家于1966年从宣武区西珠市口四合院平房搬到朝阳区芳草地有煤气和暖气三居室楼房后，父亲曾多次感慨地说：“这房子连地主都住不上！”让我们好好地珍惜现在的生活。 进入80年代中期，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但父亲仍用他自己的方式支持远在东北部队工作的我。后听姐姐讲，父亲从1984年后就经常生病住院，但他老人家就是不让告诉我，说是怕影响我的工作。以至于在他老人家过世时，我也没有能够在他身边尽尽孝心。这也成为我终身的遗憾。 父亲是在1986年12月12日13时10分离开人世的，终年六十三岁。当我千里迢迢连夜从东北部队驻地乘火车赶回北京时，也只能在北京卫戍区292医院的太平间里看到他老人家了。 见到父亲时，他老人家的眼睛还微微地睁着。我知道这是因为太平间冰柜温度低的原因，但我仍愿意相信父亲一直在等我。我用手敷在他老人家的眼睛上，在心里说：爸爸，我回来了，您可以闭上眼睛了。我回来晚了，您一定要原谅我！ 亲爱的爸爸：您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六年了，如今您不会孤独了，妈妈去与您做伴了。而我，只能盼望能在梦中与您们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