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五好战士”

“一个个，正年轻，扛起枪来当兵，**思想学到手，当个五好兵！当个五好兵！当个雷锋式的五好兵！”这是我们刚到报务训练队时，二排姜排长教我们全排唱的第一首歌，印象极其深刻。歌声唱出了我心底的愿望――争当“五好战士”！ 中苏边境珍宝岛等一系列冲突的1969年底，在全国“时刻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准备打核战争”的背景下，我们这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弱冠从军”来到部队。当时父母和我的想法都很简单：要打仗了，做为军人的后代，理应当兵保卫祖国。 “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简称“四五好运动”，是当时部队对基层单位和个人的评价奖励制度。当兵就当五好兵，也是当时每个战士的理想和愿望，我也不例外。但到部队后才发现，评五好战士也是有比例的，20%。也就是说，一个班10个人只能评2个。能够当上还真的不容易。 “五好战士”的标准就是：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和锻炼身体好。当时，战士们在平时的工作和训练中都是用这五条标准来提醒和要求自己的。我的报务训练技术好，特别是手键发报，在二课堂中名列前茅。其它方面工作我也很努力，就憋着劲当五好战士呢。 转眼到了1970年6月，报训队开始组织四五好的初评工作。也就在这时，班长忽然找我谈心来了。那会儿部队提倡谈心活动，我也没有太在意。 班长异乎寻常而且和蔼可亲地与我聊家常，他不但充分肯定了我的工作和训练成绩，而且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及早的把我介绍入团（虽然他也刚入团不久）；最后他还“语重心长”的对我提出了殷切地希望：“评不上五好战士要正确对待！”我当时就很纳闷，一向对我不“感冒”的班长为啥这么亲切呢？为什么还没有开始评就确定我评不上五好了呢？！ 我把这个心结告诉了“一对红”的对子东辉。出乎意料的是，东辉说班长也找他谈话了，也是许诺要介绍他入团，而且也提出“评不上五好战士要正确对待”的希望！我又接着问了北京老乡小荆和沈阳兵小刘等几位战友也得到了一致的答案。 嗨！这是怎么回事？涉世不深的我第一次面临到了这样复杂的问题。想不通，当然想不通。怎么能这样呢？在班务会上，也就是正式评选五好战士的最后时刻，正当代表报训队领导参加会的郑教员寻问我们在评选前还有什么想法时，我就把这个“心结”说了出来，并表示自己想不通，还形象地说“扔多大的石头就能激起多大的水花”。 我的话音刚落，郑教员立即叫人把姜排长叫来。我开始还以为领导来解决班长的问题呢，结果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姜排长来了后立即开展了严肃地批评。但不是批评班长，而是批评我！说我犯了自由主义。我一下蒙了！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大的委屈，当时感觉好象天都要塌下来了一样！我是自由主义，那班长算啥？真蒙的了，脑袋里一片空白，这时说啥呀？啥也说不出来了，硬挺着吧！ 会议一直开，吃过晚饭后又接着开，开到下半夜二点多。排长、教员们都讲了啥都记不得了。只感觉失望，从来没有过的失望。最后只记得郑教员背诵了一段**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完后他又挨个问了我们来自哪个地方。最后强调说，要正确对待荣誉，要正确对待自己和战友。我还是没有明白，说谁呢？ 会议的最后，就是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五好战士。在选班长五好战士时，班长得了全班10个人中的6票（含他自己一票），超过半数获得通过。看见我、东辉、小荆和小刘到最后也没有投班长的赞成票，排长和教员脸上充满了失望的表情。当然，我们四个也都没有评上五好战士。 初评后，我的确沉闷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错在哪呢？班长这样做对吗？我说实话不对吗？领导这样处理公平吗？…… 但自己逐渐想明白的是，部队不是世外桃园，更不是天堂，也会有各类人和各类事，也会有不公道和不公平。唉！改变不了别人就改变自己吧，改变不了环境就学着适应环境吧。我也只能够对自己负责，只能做到把自己锻炼得更好、更强和更完美。 我决心重新振作起来。当时，我真的经常用**“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段话来鼓舞自己，重头再来，只干不说；在工作中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更加努力的训练，更加努力的勤奋工作。 在报训队毕业时，我得到了各个训练科目全优的好成绩（报训队120人中只有5人全优），并于1970年10月在总站农场收稻子时加入了共青团，特别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当年底年终四五好总评时，在我因病住院缺席的情况下，被同志们一致同意评上了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同时也是全军最后一批“五好战士”（1971年随着**葬身温都而汗，全军的四五好运动终止）。 四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世上的事真的是事事难料。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正和绝对的正确。靠谁都不如靠自己，靠什么都不如靠实干。关键的关键在于摆正自己的心态、位置和对事务的看法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