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

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 “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像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 这一段文字告诉读者，变法维新曾经是一股潮流，失败之后唯一留下的便是废科举、开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也可以说是变法维新的仅剩的果实。以后的中国史，却无论怎样也离不开北京大学及别的学校了，往国外派留学生也是这一时期开始的，不懂外国文字的历史从此结束。 梁启超还指出，第二期经过的时间比较长，从甲午海战到民国六七年间，约20年。“政治界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这20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其实不然，因而有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梁启超还写道，在新文化运动的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时期，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 梁启超说的“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新青年中当有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等，并自谦地认为自己也在落后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