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统一纸币。梁启超建立了近代中国金融史上第

梁启超的种种改革措施，是切合实际而且触及到了中国财政金融根本弊端的，梁启超在财政总长任上，比任何时候都忙，漏夜不眠，事必躬亲，他对夫人说：“较写文章累，较流亡逃命累，甚至比在广西护国反袁也累！” 李蕙仙总是劝他：“哪怕少做一件事，多睡两小时也好。” 梁启超：“民不聊生，情何以堪？积重难返，来日无多！” 李蕙仙知道劝也是白劝，便退出，刚到任上，却又怎的来日无多呢？ 梁启超即使面对夫人，也是有口难言，何况他是一向不主张夫人干涉政治的，想要埋头筹划、算账，却怎么也算不下去了。 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国家财政总收入为’7000余万元，支出高达9300万元，财政赤字2300万元。这2300万元从何来？怎样才能达到收支平衡？梁启超束手无策之际，段祺瑞的讨逆军总司令部又送来讨逆军费清单185万元，段祺瑞白纸黑字写着“请即予报销”，梁启超敢不报销吗？然后是各种账单涌来，如果全部给予报销，财政赤字将高达6000万元！梁启超只得将账本带到国务会议上，以吐苦经并求对策。 就在这一次的国务会议上，段祺瑞根本不顾财政艰难，强令财政部再提600万元，供陆军部随时支用。 梁启超说：“我已经无事可做了。” 总是想做一番事业，总是做不成任何事情，这就是中国政坛的怪圈。 梁启超改革财政举步维艰，政治上的处境也在不断恶化。段祺瑞的军阀本色，在是否恢复国会的问题上暴露无遗时，梁启超却站到了段祺瑞一边，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国会是一个多难而仍不失其进步意义的象征，在这国会里毕竟开始了政党政治，毕竟抵制过袁世凯、段祺瑞，毕竟有过宋教仁这样的为宪政流血的政治家。 段祺瑞重掌权柄之后，始终想踢开碍手碍脚的国会，而不予恢复，便托辞先召集“临时参议院”。梁启超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不可多得的宪政大师，自然知道国会意义之所在，他对旧国会恢复的担心是相对于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新国会而言的，却被段祺瑞利用，成为违背《约法》解散国会的理论依据。再从当时梁启超身为内阁重要阁员处处对段祺瑞让步观之，也是难辞其咎了。 是年7月24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就召集临时参议院一事征求意见，各方强烈反对。第二天梁启超对记者发表谈话，为段祺瑞说法。 梁启超已经处在进退维谷中了。 直言者如姚雨平指梁启超以召集临时参议院取代国会是“徇～部分之利益与感情，置国家根本法于不顾”。姚雨平进而问梁启超：“前筹安会发生时，执事曾以贤者不得逾法律而为善，责问杨皙子，今如报载，执事意在改良约法与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种种，故有此举，岂今日贤者可逾法律而为善乎？” 曾琦执弟子礼致函梁启超，认为梁启超爱国之心人所共知，然“九关虎豹，终不能使公挟国家以人坦途”，袁世凯、段祺瑞这样的独夫军阀可以一时“暂合而共谋”，却不可能“久处而无间”，劝梁启超激流勇退。 中国没有人才吗？非也！ 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只需庸才、奴才，而不要治国之材。 因为庸才听话，奴才乖巧，使唤起来顺手、舒服，就像家养的狗还可以看家护院。 几千年的奴才效应之下，就连人才中的一部分也不得不向庸才和奴才看齐，大家一起诺诺，天下太平。 梁启超痛定思痛，只能引退了，他在给代总统冯国璋的辞呈中说：“此次人阁，竭智殚诚，以谋整理，不幸事与愿违”，只能“负疚引退”。 梁启超坚辞，冯国璋坚留，只好暂时维持。这时国内政局因为北洋直皖两系的冲突公开化，而更形艰难。 孙中山及国民党人举起了“护法”的旗帜，海军总长程璧光脱离北京政府，率第一舰队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参予护法。孙中山召开“非常国会”，组织军政府，“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任大元帅，举兵北伐，宣判段祺瑞为民国叛逆。 南北重新对敌，又是金戈铁马，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休生养息？ 段祺瑞自恃北洋军能征善战，决心以武力统一南方，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为此，扩编军队，增购军械，陆军部辖下的部队已从袁世凯时代的13个师32个混成旅，增至17个师43个混成旅，总兵力为43万人，段祺瑞所取的战略是师出湖南以制两广，兵临四川而镇黔滇，然后双拳出击，置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以死地。 段祺瑞还不是袁世凯那一套？ 有京中文士往访梁启超，谓：“任公兄，拥段之后几时讨段？” 梁启超愕然。 夏穗卿病中不能出门，托人给梁启超捎话：“离那些军阀政客远远的，写文章为好。” 梁启超：“你带我去见穗卿。” 来人却告之道：“穗卿有嘱，他需静养，不见客，任公能听他一言，则远胜至病榻前问候。” 梁启超自言自语：“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梁启超告诉来人：“你对穗卿说，好好养病，我听他的，从此脱离官场！” 在冯国璋的逼迫下，无法收拾局面的段祺瑞辞职，梁启超“连带引辞”这一届段内阁也只维持了4个月，梁启超却觉得跋涉太久，精疲力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