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沉浮依旧(2)

梁启超痛惜恩师康有为的泥古不化，又顾全到万木草堂授业之恩，能让则让，能避则避，实在无可避让时便发出声音，那声音自然是康有为的反调，“不得已而为之，奈何！” 康有为更加切齿，恨之入骨，并视之为忘恩负义，禽兽不如。“南海彻底浑浊也！”有人说。 康梁交恶，不仅于政见，而且已公开在文字中了。梁启超坚守不能复辟的理念，还说过“岂有不许袁贼，独许他人之理？…‘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罪状与袁贼同，讨之与袁贼等。” 梁启超在护国战争时军情火：急、形势险恶的万般无奈之下，对趁机煽动复辟的康有为判之“与袁贼同”了，然后为文讨之“与袁贼等”，康有为拍案怒喝： “好一个忘恩负义之徒！” 事后。此说传到梁启超那里，梁启超说：“师恩没齿不忘，但国体大局万民所系，吾不敢苟同者仍不能苟同。” 又为好事之徒把梁启超的意思说给康有为听了，康有为仍怒气冲天：“他梁启超放屁？君宪之说岂我独创耶？” 梁启超闻之道：“此南海最为可悲者，大势骤变，民国既立，仍想着皇恩浩荡顶戴花翎，倒行逆施也。” 有人问梁启超：“足下上马草檄，诚为文士得意之笔，然昔日庾公子之期、于子濯孺子，不忍于夫子之道反害于夫子。今令师南海先生从龙新朝，而足下露布讨贼，不为令师留丝毫地步，其于师弟之谊何？” 梁启超：“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梁康梁，曾经是亦师亦友一唱一和驰骋南北，如今弦断绝响。 康有为写诗咒骂梁启超道： 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梁启超却不会这样对待康有为，除了复辟清室这一至大原则外，梁启超心里仍然念念不忘授业恩师，分手或分道，却是无需掩饰的了。 人世间哪有不散的宴席？ 张勋复辟失败，民国得以保存，梁启超是又一次功不可没。陈寅恪先生送梁启超一联云： 旧时龙髯六品臣，新路马厂元勋列。 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所托非人引狼入室被迫下台，副总统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进京，重任国务总理，梁启超是随同段祺瑞凯旋而归的，段祺瑞新内阁当然要借重梁启超及研究系，国民党则被完全排斥。 内阁九部大员为： 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外交：汪大燮；农商：张国淦；教育：范源濂；交通：曹汝霖；海军：刘冠雄；陆军：段祺瑞。 9名阁员，研究系占6席，达到了研究系从政参政的鼎盛时期，梁启超也坐上了向往已久的财政总长的显赫位置。 梁启超总长财政，与其说是官位的诱惑，还不如说源于他对财政大业的浓厚兴趣。自流亡海外以后梁启超便倾心尽力研究金融，多有著述，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中国封建的财政制度改革有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在当时中国既堪称一流思想家，又居于中国近代财政学开创者地位的。衮衮诸公之中，唯梁启超一人而已。 雄心勃勃的梁启超接到任职令后第三天，即1917年7月19日致电冯国璋，宣布就职： 南京大总统钧鉴：七月。九日敬承 策令，俾长财政，感惊莫名。启猥以疏 才，膺兹重寄，艰虞所迫，义不容辞。 顾念邦基再奠，国计维艰，此后因时阜 用，端秉训谟，敢竭股肱，以期康济。 除正式呈报外，特此电闻。 梁启超人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险着”，凭梁启超护国及再造共和的功勋，倘能退居书斋，专心著述，实在是保全自己的万全之策，又何必应付于官场而呕心沥血呢？ 是年7月30日，梁启超在研究系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自己及研究系同仁的入阁，是为了“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允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 梁启超是一个孜孜不倦的追求者，他喜欢参与，历尽周折却九死而无悔。这一切的最大的推动力，首先是他的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其次则是建立资本社会的宪政理想。 在他的理想还没有最后毁灭之前，他还会走下去，生死沉浮，潮涨潮落，梁启超看来都已平常，对他来说最痛苦的不是失败而是失去机会，有时候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好在梁启超还没有感到疲倦，20多年来生命的付出，那是可以汇成血泪长河的，波澜壮阔之下的悲凉便被悄然掩盖了。 总长财政之后，梁启超的头脑中只有八个字：改革币制，整顿金融。这一大计方针如能贯彻实行，那么国家的财政情况、日益凋敝的民生便可得到舒缓。 梁启超面对的是一堆烂账，一个债台高筑的烂摊子，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历来就是北洋军阀的金库，想怎么报销就怎么报销，想怎么贪就怎么贪。梁启超不是不知道这一切，便首先让王克敏作他的次长。此公善于交际，与外国各大银行熟识，且是北洋军阀几个显要的座上客，由他去周旋，梁启超的负担可以减轻不少。 政府、国会乃至普通老百姓都寄望于梁启超，而梁启超除了确实懂得财政，想为战乱之后经济濒于崩溃的中国作一番贡献之外，他的运气也是不错的。 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公告世界对德、奥宣战，成为协约国之一员。协约国一致决议：将中国每年偿付的庚子赔款暂缓5年。也就是说，在5年中问，中国可以每年减少1300万银元的支出，也就等于每年增加了1300万银元的收入。 熊希龄建议梁启超，以缓付的庚子赔款发行5000万元公债，为改革币制打下基础。更使梁启超喜出望外的，是他在日本时结识的好友犬养毅已出任日本国外相，当即修书一封要犬养毅“考量”善后借款，并极言币制改革对于中日两国都有好处。8月28日，第一笔1000万日元借款签约，两个月后又借得450万元。 有了这几笔钱作底子后，梁启超亲自拟定了’《整理中、交两行钞票暂行法》，规定政府发行3000万元公债，以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旧欠”陈债，可百以后这两个银行则不得滥印钞票，“所发钞票皆须十足现金准备”。 梁启超知道中国极为混乱、脆弱的金融现状，仅仅靠中央财政部门的宏观控制还是得不到磐石之安的，因而他又制定了《整理币制办法大纲》，分两步走，以结束混乱及货币贬值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