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则明令对黄兴等“妥为保护，以昭慎重”。

1913年3月22日凌晨4点48分，宋教仁辞世，时年32岁。黄兴俯下身去，双手轻轻地把宋教仁的眼皮合拢，顿时大上海一片悲声…… 黄兴以为宋教仁从此可以瞑目了，哪知道自己的手一离开，便依旧双目大睁，直视前方，目光里还是生前的神韵。只是当陈其美赶到，一边拍着宋教仁的床沿大哭，一边呼喊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时，宋教仁才闭上了眼睛。 梁启超得到这一消息时，当即拍案失色：“钝初，中国一流政治家也。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不可规复之损失！”并且著文斥责暗杀者“如驯狐如鬼蜮，乘人不备而逞其凶，壮夫耻之”。 南方的国民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黑白两道同时探案。其时，全国人心沸腾，上海各报连续发表宋教仁案消息的同时，还指出这一大案的政治背景，杀手而外后台是谁？ 宋教仁至友，时为《民立报》社长于右任，率报社全体同仁路祭哭送宋教仁时的一番话，数日内传遍全国： 朗朗乾坤，偌大民国，却容不得一个敢为百姓争民主、为国家争宪政 者，公理何在？今天，我不敢为私交哭，不敢为《民立报》哭，实在是为 中华民族的前途而痛哭啊！ 宋教仁的灵堂里有两副挽联引人瞩目。 一联是孙中山的：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一联是黄兴的：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就是袁世凯！ 黄兴的这副挽联，让所有与闻者倒抽了一冷气。梁启超从报纸上读罢此联，当即赶往杨度住处：“果有此事否？” 杨度摇摇头：“实在无可奉告。” 梁启超：“真的不知道？” 杨度：“真的！” 梁启超端起茶杯一想，也是，无论如何杨度怎么会知道？杨度还告诉梁启超，顷接上海友人的快信，凶手武士英已抓获，据称为江苏巡查长应桂馨所派。“应桂馨后面是谁？”梁启超问。 “洪述祖，总理赵秉钧手下的特工头子，此时正穿梭于上海、北京之间，筹办长江水上警察。” 梁启超长叹一声：“国会势必大乱！” 杨度：“为今之计，恐不能因宋案而影响大局。” 梁启超默然不语，所谓大局就是维护袁世凯，赵秉钧唯袁世凯之命是从，天下尽知，他自己怎么敢去杀宋教仁？ “岂能出此下策？”梁启超长叹！ 、 宋教仁案尚未审理完毕，又有“善后借款”发生。1913年4月26日深夜，袁世凯不顾国会议员、全同人民的抗议，派出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三人，去五国银行团密商签约事宜，走的是汇丰银行后门，偷偷摸摸而且鬼鬼祟祟。最后获得2500万镑借款，付出的代价则是：47年借款期间，不得向五国银行团以外进行政治借款：借款用途由银行团代表监督；借款以盐税、关税、直鲁豫苏四省中央税为抵押。总而言之，袁世凯把主权卖出去了！ 梁启超深黯国家财政之道，对“善后借款”也深以为耻。 可是，梁启超还不能对袁世凯大肆挞伐，这是政治的泥淖所决定了的，“隐忍不言”，徒叹奈何！ 袁世凯为什么借款？是为了国计民生吗？非也，是为了发动内战以充兵饷消灭南方的革命力量。这就是“二次革命”，北洋军大举南下进逼九江时，讨袁军仓促应战，最后不敌而败，袁世凯趁机把北洋势力扩充到江南一带，孙中山等再度逃命。 军阀之下，安有共和？ 寡头手中，何来宪政？ 但梁启超仍然沉溺于政党政治的理想中，并且对袁世凯继续抱着幻想，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梁启超不自觉地成了袁世凯的同路人，在客观上为袁世凯的独裁创造了条件。 梁启超对宋教仁被谋杀后的国民党及南方的二次革命之惨败，也都站到了袁世凯的立场上，认为“吾党之维持政府，绝非欲因以为利，徒以现在大局，决不能再容破坏，而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不可不思患而预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