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居中垒校尉；每二个

梁启超是公认的才智超群敏捷非凡者，却也只好摇摇头，说了一个字：“难！” 曾经想过这下联，后来顾不得了。再后是政见不合，笔战两年多，章太炎在《民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各自构筑笔阵，万炮齐轰，同在东京，都为爱国，一起沦落天涯，何苦来着？即便如此，章太炎还是主张笔战要文明，要尊重梁任公，“言辞不应粗陋”，为此还与孙中山、汪精卫大吵了一架。 从沉思中回过头来，梁启超凄然一笑： “章太炎留下个上联，爸爸至今对不出。” 令娴：“让我想想。有了！” 梁启超惊讶地：“你说说看。” 令娴：“不是‘今古三更生’吗？我对‘上下一千年’。” 梁启超拊掌：“好！难的却在下面。” 令娴念念有词：“中垒、北江、南海……”稍顷，令娴脱口而出：“李唐、赵宋、朱明。” 梁启超倒要好好琢磨了： 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 上下一千年，李唐、赵宋、朱明。 “就算不错了。”梁启超笑着看自己的女儿，“想不到，想不到！” 令娴自然高兴：“回国了，我去找章太炎伯伯，让他请客。” “对！”梁启超开怀大笑，“我作陪。” 1911年3月28日，梁启超到达基隆，在台湾停留两个星期，14天中满眼所见尽是太阳旗日本兵，能不感慨万千？其时，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已经16年。一个好端端的宝岛，中国的第一大岛，为什么拱手让给日本人了呢？无非是贫穷、落后之下的一蹶不振，战败之后的割地赔款，如此朝廷，如此政府，仍然奢谈九庙、邦国、万民，除了聒不知耻还有什么？ 梁启超台湾之行的每一处，或演讲，或座谈，都离不开伤感，离不开台湾与大陆的情结，国家何日强大？台湾何日回归？梁启超诗兴大发，写了89首诗，填了12首词，“满载感慨而返”。 4月中旬回到日本，一踏上日本的土地，忽然心生一念：“我回日本干什么？” 5月开始国内的消息日益使人振奋，川、鄂、湘、粤四省人民因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化，将铁路利权出卖给列强而掀起了“保路运动”。梁启超当即角笔投入其中，在《为川汉铁路事告全蜀父老》一文中，梁启超动情地写道： 吾侪千言万语，危词苦口以哓哓于我父老之前者，惟有一事，日：求 我父老速谋以蜀人之力办蜀中之路而已。吾蜀之铁路办亦办，不办亦办！ 办而办者，其权在我，而蒙大利于无穷；不办而办者，其权在人，而受大 害至不可思议。 蜀中闻梁任公之言后，一时奔走相告，洛阳纸贵。 同时，梁启超又写了《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这是用愤怒之笔刻划的一篇声讨清政府的愤怒檄文： 今者妖孽之政府乃至无业坐食之官吏社会全体，曷尝有尊重法律之观 念，稍稍芥于其胸中者？……孟子所谓“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朝不信 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者，今一一俱之。 对卖国求生的清政府，梁启超已经完全看透了它的真面目，不再有任何一星半点的希望可言。但如何推翻现政权，实现立宪政治，却一时计无所出。6月，康有为赶赴日本，议定利用满族亲贵间的矛盾，以宫廷政变计除掉奕勖等人，逼使载沣实行立宪。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武昌起义的枪声响了1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第一枪，三天内光复武汉三镇，辛亥革命的风暴终因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而席卷大江南北。诸多省市的新军、会党纷纷起义，因清政府推行假立宪而受骗的立宪党人也竞相策应，清朝的末日真正地到来了。 梁启超对风暴之将临一直有预感，但，当这一风暴真的以摧枯拉朽之势卷过中国大地时，梁启超还是为之震动，并且马上根到就在自己的立宪派著书立说、坐而论道、签名清愿的同时，革命党人正以自己的行动、鲜血及果断的魄力强行登上了历史舞台，一着先机，雷霆万钧。 梁启超现在面对的可渭是真正两难境地了：他不可能投身革命党，但他又不能反对这一革命；他仍然坚信中国应走立宪政冶之路，然他的活动空间已经微乎其微。 密切注视国内局势的梁启超一则静观其变，同时又与康有为一起制定了“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的行动计划。 具体而言，梁启超派员运动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统领的新军和载涛、良弼壳领的禁卫军，拟发动兵变，控制北京，推翻皇族内阁，立即召开国会。同时发起‘各省督抚暂倡独立”，得到张鸣岐、岑春煊等地方大吏的响应。 武昌起义19天后，即10月29日，新军第20镇统领张绍曾与第二混成协协统篮天蔚发动“滦州兵谏”，通电清廷，提出十二条政纲。要求在年内召开国会，重断组织责任内阁，特赦、消除皇室特权等。声称如不应允，便攻打北京。清廷资政皖中的立宪派也趁机呼应，历言上奏。内外交困之下，清廷于10月30日颁布“十九信条”，开党禁，赦党人。与此同时清政府同意袁世凯的出山条件，委以内阁总理之职，并全权指挥水陆各军。 形势的瞬息之变把梁启超推到了袁世凯前面，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梁启超恨袁世凯入骨，戊戌以后被梁启超骂得最凶的，慈禧之下便是袁世凯了。曾经不共戴天，现在怎么办？梁启超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 梁启超横滨住所，清廷于“滦州兵谏”后的上谕就在梁启超的案头，其中“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等语，梁启超读来心酸！ 不再是梦里家山了！可以回国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时，却又远非是丽日晴空，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因为袁世凯的出山，并集内阁、兵权于一身而更加经纬万端。 一个最想除掉的人又出现了。 一个最不想碰面的人又要碰面了。 这个时候更需要梁启超的大智慧和大勇气。他不能反对革命，这一点梁启超非常明白；他也不可能并且没有力量再去“倒袁”，尽管心有芥蒂却也无可奈何。倘若衡量全局，则革命党以浴血之举，为改变中国政局已经先拔头筹；而袁世凯重集北洋三镇旧部之后可挟天子以令天下，也万不能小看。相比之下，立宪党人要想成气候是最难的了，因为在这实力较量的非常时期，它显得有理论而无力量，有运动而无组织。 梁启超客观地估价时局后，第一判断是立宪党人在目前阶段万不能轻易树敌，首先应寻找合作对象，站稳脚跟后使以后的政局走上立宪政治，到那时立宪党人的理论特色将会发挥作用，然后是组党、竞争、伺机执政。 梁启超当即写下了八个大字： “和袁、慰革，逼满服汉。” 这“八字方针”一定，梁启超看到一条可以曲径通幽的小路，他也知道就是走这条路也万万粗心不得，多少荆棘尚难预料。 “和袁”，此乃万不得已，也有梁启超认为资政院立宪党人占多数可以制约袁世凯的估计在。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有消息说孙中山那边，黄兴、汪精卫也在策划与袁世凯联手，你不与他和，这不是被动挨打吗？ “慰革”也不仅是一种姿态，东京死战两年多，现在缓和敌对情绪，携手对付清廷，这是梁启超的高明之处。 梁启超也有为一党之见而急功近利、言过其实的疏漏，足以让敌之者攻之，敬之者惜之。 袁世凯出山之后，梁启超便写信道贺，如果是策略上的应酬，或者为“和袁”计，以作铺垫，徐图将来之发展倒也罢了，哪知梁启超一落笔便把袁世凯捧得昏昏然了。如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梁启超并且代表人民发言了：“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倘是政客，什么话都可以说，自不足为怪。但，梁启超把袁世凯比作拿破仑、华盛顿便不可思议了。 这时候，中国近代史上有趣的一页便开始出现了：在戊戌政变后几乎人人皆日可杀的袁世凯，竟然成为他的对手们--从梁启超到黄兴等等立宪党人、革命党人争相联合的众望所归者。 这里有荒谬的成分，却也并非完全荒谬。说到底。袁世凯不仅有力量而且有手段，当他还在彰德河上钓鱼养足疾时，便审时度势地提出了重新出山的六个条件，这六条实际上已为自己留下了足够与革命党、立宪党回旋的余地，从而使自己站到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上，即既能代表清廷，又可以面对革命党人；既有力量打仗，也有权柄言和。 袁世凯的六条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起义诸人；解除党禁；委以军队指挥全权；给予充足军费。 以后的事态将会证明：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党人，都失去了问鼎政权的最宝贵的时机，至少部分的原因在于革命党与立宪党人自身的轻信，历史只是证实了政治斗争中的另一种可悲：人格与理论敌不过刺刀和枪炮。 梁启超经过一系列策划布置后，心里存着“前所布画，今收功将半”的期待，准备乘长风破巨浪扬帆归国，并将亲赴北京完成“拨乱反正之大业”。这时候，他不能不想起袁世凯，“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行以言论，转 、侈国民心理……分途赴功，交相为用”。 1911年11月6日，梁启超搭乘“天草丸”号离开日本，驶向大连港。 海上冷夜，月下寒风，梁启超不能不想起13年流亡的家国之梦，如今尽管胸有韬略自信能为一番事业，然而这海洋的渺茫却启示着：人生啊，也许只有风浪只有艰难才是永恒的。 从渤海出逃。由黄海归国。来去都是海啊！ 梁启超提笔写诗道： 其一 冷冷黄海风，入夜吹我裳。 西指烟九点，见我神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