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

在死战革命党这一点上，梁启超表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梁启超所谓的“死战”，乃笔战与舌战，火药味很浓，却是飘散于字里行问了，并无真枪实弹刀光剑影在。 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双方的笔墨与口舌之争便从未间断过，所取的方法大体二便是你办一报，我亦办一报；你去一地演讲鼓吹改良，我也搭台宣传革命。改良匠在香港、广州有《商报》、《岭海报》，革命派便以《中国报》抗衡；改良派在旧羔山有《文兴报》，革命党便发行《大同报》等等。 这一时期双方的争论不甚激烈，也不算精彩，究其原因一是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不甚分明；其次便是言论的大将较少出场，如梁启超内心倾向过革命，有时便隔观火。因而争论无论规模和影响，均为有限。 同盟会既成立，康梁为之震撼，再加上清预备立宪，双方宗旨既定，改良派一方又因启超彻底回归，于是以《新民丛报》为主阵，连连发炮。1905年，新的旷日持久的论战始了。 同盟会这边，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为，以《民报》为基地；改良派则以梁启超为表，据守《新民丛报》，大有独挡一方之势。 以笔力及文章影响论，革命党中人无人可梁启超相匹敌。唯有章太炎国学功底极为深，笔下功夫也不一般，只是梁启超始终有自的报纸作凭借，从《时务报》、《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文名早已如日中天。再加上“报体”这一新的文体由梁启超首创，因而尽得声，自当无疑。或许梁启超踌躇满志宣称死战革命党”时，也考虑了这些因素，以为操胜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