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从前汉宣帝时起，至后汉末年止，屡说修改，迄

至于租税，则当时颇有杂税。如北朝的酒坊、盐井、关市邸店，南朝之卖买田宅牛马及津市等。然而这些都不甚重要。其最有关系的，还是田税和户税。而这时候的田税和户税，与民生是很有关系的。所以留待第十八章中讲述。 42.第十七章魏晋南北朝的文化（1） 从两汉到魏、晋，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关。其要点，在破除古代的迷信，而从事于哲理的研究。 两汉时代的迷信，并非下等社会才然，即上流社会，也是如此。试看当时政治上，遇天灾而修省，或省策免之公等，都略有几分诚意，和后世视为虚文的不同。在学术上，则阴阳五行之说，盛极一时。以致有所谓谶纬者出。东汉之世，竟以纬为内学，经为外学。便可知其时古代遗传的思想，还遍满于社会上了。乃到魏朝的正始年间，而哲理研究之风渐盛。至于晋初，风流弥盛。此时知名之士，始王弼、何晏、王衍、乐广等，或以谈论见长，或以著述见称。所研究的，大抵是哲理上的问题。其所宗之书，则为《易经》和《老子》、《庄子》等。这固然，由于当时的时势，有以激成人的颓废思想，而使之趋于玄虚。然而在大体上，亦可说是两汉人拘守前人成说的反动。汉代的今文家，虽多存微大义，亦不过搬演孔门的成说，并不能独出心裁。古文家好谈名物、训诂，更不免流于琐碎。而自谶纬之说既兴，两派之士，又都不免受其影响，有入于妖妄之势。又其时之人，拘守礼法太甚。礼是古代规范人之行为的。时异势殊，行为之轨范，就当有异，而还强执着古代具体的条件，自不免激起人心的反感。所以激烈的人，就有“礼岂为我辈设”等议论了。虽然这一班人，蔑弃礼法，不免有过甚的地方。而终日清谈，遗弃世务，亦是社会衰颓的一个联兆。然而以学术思想论，毕竟不能不谓为高尚的。魏晋时代的玄学，在我国学术思想界中，终当占一重要的位置。 这时候的人最重要的思想，是贵“道”而贱“迹”。迹便是事实，而道则是原理，拘守事实，不能算得古人之意。必能明于其原理而应用之，才可谓之善学古人。这正是泥古太过的反响。 其时的儒学，虽还保守相当的领域，而亦为此派思想所侵入。当魏晋之世，今文之学，渐已失传，盛行的是古文之学。古文之学，虽亦有其师法，然而其原始，本是不重师说，而注重自由研究的。自由研究之风既开，其后必至变本而加厉。所以自郑玄、王肃，揉杂今古文后，又有杜预、范宁等，不守成说，自出心裁的学派。至于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等，兼采玄，则为魏晋时之哲学思想，侵入经学领域的。南北朝时，南方的经学，这两派都盛行。北方还守着汉人之说，然至隋并天下后，而北方的经学，反为南方所征服。郑玄的《易注》废，而王弼的《易注》行。马、郑的《尚书》废，而伪古文《尚书》行，服虔的《左氏》废，而杜预注的《左氏》大行了。 颓废的人生观，是这时代人的一个大病。如王羲之作《兰亭集序》，说：“修短隋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一类灰心绝望，贪生怖死的话，到处都是。此时国势的所以不振，社会的所以无活气，这实在是一个大原因。而这时代的人，所以崇尚文辞，则亦由于此。隋朝的李谔说：“自魏之三祖，崇尚文辞。竞骋浮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可见崇尚文辞的风气，是起于魏、晋之世的。魏、晋之世，为什么要崇尚文辞呢？我们看魏文帝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就可 以知其所由来了。人之年寿有尽，神仙等求长生之术，又不可恃，则不免侥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而文辞原是美术之一，爱好文辞，也不免有些“及时行乐”的意思。所以这时候的文学，多带颓废的色彩。从东汉以后，骄文渐兴，不过是（一）句调渐趋整齐；（二）用字务求美丽，尚未大离其本。至齐梁以后，则“隶事’旧益繁富，字句愈趋雕琢。始而辞胜其意，寝至不能达意了。于是有文笔之分。然笔不过参用俗语。其语调仍是整齐啴缓，和自然的语相去很远的，仍不能十分适用。又古人文字，不甚讲调平仄。齐、梁以后，则渐重四声。于是诗和文都生出律体。虽然音调谐和，而雄壮朴实之气，则远逊古人了。此亦是其时的人，注意于修饰的一证。 43.第十七章魏晋南北朝的文化（2） 文字本所以代语。我国的文字，则因其构造的特殊，而亦成为美术之一。古代文字，意近图画，本有美的意味。秦时，官、狱务繁，改用隶书，这是专为应用起见。然而后来又渐求其美观。于是又有“挑法”的隶书，谓之八分。汉之末世，章程书兴，即今所谓正书，而草书亦分章草和狂草两种。前者字字分离。后者则一笔不断。草书离正书太远了，乃又有行书，以供蒿草之用。凡此种种，无一不求其美化。其风气起于后汉，而极盛于晋代。东晋的右军将军王羲之，即是擅名当世，而后人称其“善隶书，为古今之冠”的。然南朝的帖，虽为后人所宝贵，而北朝的碑，朴茂遒逸，至近世，亦很为书家所推重。 44.第十八章魏晋南北朝的社会（1）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长期战乱的世界。其时的民生，自然是很为困苦的。然而其中，也有几件可以特别注意的事。 其（一）是两汉人均田的思想，至此而实行。汉代的人，本都有个恢复井田或限名田的思想，然终未能实行。及王莽行之，而反以致弊。于是当时的人，又有一种议论：以为井田之制，当于大乱之后，人民希少，土田无主之时行之。天下事，大家无此思想则已。如其有之，而又为多数人所公认，成为一种有力的舆论，则终必有一次试行的机会。晋武帝的户调式，便是实行此种理想的，其制：男女年十六至六十为正丁。十三至十五，六十一至六十五为次丁。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三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令天下的人，依年龄属性之别，而各有同等之田，因之而输同等之税。其于平均地权之意，可谓能极意规画了。然而井田制之难行，不难在授人以田，而难在夺人之田。无论如何大乱，土田总不会完全无主的。夺有主之田，而界之他人，必为人所不愿，而其法遂难推行。所以北魏孝文帝的均田令，又有桑田、露田之别。桑田为世业，露田则受之于官，而亦还之于官。案《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则此所谓桑田，疑即是宅田；或者是久经垦熟，世代相传的田，人必不肯轻弃，所以听其私有。而其余则归之于公。这亦可谓善于调和了。晋武定户调式后，天下不久即乱，究竟曾否实行，很成疑问。便是魏孝文的均田令，曾实行至如何程度，亦很难说。然而以制度论，则确为平均地权的一种良法了。 其（二）是自古相沿的阶级，这时代，因环境的适宜，又有达之势。社会有所谓士庶，其根源，大约是古代的贵族和平民。古代的贵族，其世系都有史官替他记录。所以家世不至于无考，而士庶亦不至于混淆。自封建制度破坏，国破家亡之际，此等记录，未必更能保存。加以秦人灭学，诸侯史记，被他一把火烧尽。于是秦、汉以来，公侯子孙，就都“失其本系”了。汉朝是兴于平民的。其用人，亦不论门第。自古相沿的阶级，到此本可铲除。然而政治上一时的设施，拗不过社会上自古相传的观念。向来称为贵族的，还是受人尊敬，称为平民的，还不免受人轻蔑，这又是势所必然。两汉时代的社会，大约便系如此，此乃当时习为固然，而又极普遍的现象，所以没人提起。汉末丧乱，士流播迁。离其本土者渐多。其在本土，人人知其为贵族，用不着特别提起。到播迁之后，就不然了。这时代的人，所以于氏族之外，尤重郡望，职此之由。而五胡之族，颇多冒用汉姓的。中国士大夫，耻血统与异族相混淆，而要自行标举，自然也是一个理由。再加以九品中正的制度，为之辅助。士庶的阶级，自然要画若鸿沟了。 区别士庶，当以魏、晋、南北朝为最严。不但“婚姻不相通，膴仕不相假”，甚至“一起居动作之微，而亦不相偕偶”。看《陔余丛考·六朝重氏族》一条可知。但是当时的士族，已有利庶族之富，和他们结婚、通谱的。隋、唐以后，此风弥甚。如此，则血统淆混、士庶之别，根本动摇。所以在隋、唐之世，门阀制度，虽尚保存，其惰力性。一到五代之世，就崩溃无余了。魏晋南北朝，正是门阀制度如日中天的时代。此时的贵族，大抵安坐无所事事。立功立事，都出于庶族中人，而贵族中亦很少砥砺名节，与国同休戚的。富贵我所固有，朝代更易，而其高官厚禄，依然不改。社会不以为非，其人亦不自以为耻。这真是阶级制度的极弊。 这时候，是个异族得势的时代。汉族为所压服，自然不免有种种不平等的事。而社会上的媚外，亦遂成为风气。这真是闻之而痛心的。 《颜氏家训》说：“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我们看《隋书·经籍志》，所载学鲜卑语的书籍很多，便知这样的，决不是一两个人。这是士大夫。至于小民，则史称高欢善调和汉人和鲜卑。他对鲜卑说：“汉人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解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一为武士，一为农奴，此时北方汉人所处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两汉以前，北方的文化，本高于南方，富力亦然。自孙吴至陈，金陵为帝王都者三百六十年。五胡乱后，北方衣冠之族，纷纷南渡。南方的文化，遂日以增高。浸至驾北方而上之，而富力亦然。试看隋唐以后，江淮成为全国财富之区。自隋至清，帝都所在，恒藉江淮的转漕以自给，就可明白了。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转变。 45.第十九章隋之统一与政治（1） 从南北朝至隋，可以算我国历史上一个由乱入治之世。但是其为治不久。 论起隋文帝的为人来，也可以算一个英明的君主。他的勤于政治，和其持身的节俭，尤其是数一数二。所以承南北朝丧乱之后，取民未尝有所增加，对于杂税等，反还有所减免。而其时府库极为充实。重要的去处，仓储亦极丰盈。其国富，古今少可比拟的。 但是隋文帝有个毛病，便是他的性质，失之于严酷和猜忌。所以他的对付臣下，是要运用手腕的。而其驭民，则偏于任法。因此其所任用的人，如杨素、苏威等，非才知之士，则苟免之徒，并无立朝侃侃，与国同休戚的。而人民也没有感恩的观念。他又偏信皇后独孤氏，废太子勇而立炀帝。荒淫暴虐，兼而有之。而隋遂不免于二世而亡，与嬴秦同其运命了。 南北朝以后，荒淫暴虐的君主颇多。其性质，有近乎文的，如南朝的陈后主是。亦有近乎武的，则如北朝的齐文宣是。这大约和当时异族的得势，不无关系，而南朝的君主，多出身微贱，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当隋及初唐之世，此等风气还未尽除。如隋炀帝，便是属于前一种的。如唐太宗的太子承乾，则是属于后一种的。 炀帝即位之后，即以洛阳为东都。他先开通济渠，引榖、洛二水，通于黄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淮南的邗沟。又开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长八百里。他坐了龙舟，往来于洛阳、江都之间。又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琢郡。又开驰道，从大行到并州，由榆林以达于蓟。开运河，治驰道，看似便利交通之事。然而其动机非以利民，而由于纵欲，而其工程，又非由顾募，而出于役使。如此，人民就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了。 当南北朝末年，突厥强盛。周、秦二国，恐其为敌人之援，都和他结婚姻，而且还厚加赠遗，以买其欢心。然而突厥益骄，边患仍不能绝。隋文帝劳师动众，又运用外交手腕，才把他克服下来。突厥的启民可汗，算是称臣于隋。又从慕容氏侵入中原之后，辽东空虚，为高句丽所据。至隋时不能恢复。这确是中国的一个大损失。为炀帝计。对于突厥，仍应当恩威并用，防其叛乱之萌。对于高句丽，则应先充实国力，军事上也要有缜密的计划，方可谋恢复国土。至于西域诸胡，则本和中国无大关系。他们大抵为通商而来。在两利的条件下，不失怀柔远人之意就好了。而炀帝动于侈心。任用裴矩，招致西域诸胡。沿途盛行供帐。甚至有意使人在路旁设了饮食之肆，邀请胡人饮食，不取其钱，说中国物力丰富，向来如此的。胡人中愚笨的，都惊叹，以为中国真是天上。其狡黯的，见中国也有穷人，便指问店主人道：你这白吃的饮食，为什么不请请他们？店中人无以为答。如此，花了许多钱，反给人家笑话。他又引诱西突厥，叫他献地数千里。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谪罪人以戍之。这些都是荒凉之地，要内地转输物品去供给他。于是西方先困。他又大兵去征伐高句丽。第一次在六一一年，大败于萨水。六一三、六一四年，又两次兴兵，高句丽仅貌为请降。而这三次，征兵运饷，却骚动天下。当他全盛时，曾 巡行北方。幸突厥始毕可汗衙帐，始毕可汗极其恭顺。到六一五年再往，始毕可汗便瞧他不起。把他围在雁门。靠内地的救兵来了，才算解围。明年，炀帝又坐着龙船到江都。这时候，天下已乱，他遂无心北归。后来又想移都江南，而从行的都是关中人，心上很不愿意。宇文化及等乘机煽惑。炀帝遂于六一八年为化及等所弑。 隋末，起创乱的，是杨素的儿子玄感。炀帝再征高句丽时，他在黎阳督运，就举兵造反。当时李密劝他直遏炀帝的归路，次之则先取关中，以立自己的根基。玄感都不能听，而顿兵于东都之下，遂至失败。后来群盗蜂起，李密和河南的强盗翟让合伙。旋把他杀掉，自成一军。据兴洛、回洛诸仓，招致饥民，至者数十万，声势很盛。在河北，则群盗之中，窦建德最有雄略。而隋炀帝所遣的将王世充，则据东都，和李密相持。唐高祖李渊，本是隋朝的太原留守。以其次子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的计策，于六一七年，起兵先取长安，次平河西、陇右，刘武周据马邑，以宋金刚为将，南陷并州，亦给唐兵打败。李密为王世充所败，降唐，旋又借招抚为名，出关想图再举，为唐人伏兵所杀。秦王世民攻王世充，窦建德来救，世民留兵围城，引兵迎击于虎牢，大破之。擒建德，世充亦降。建德将刘黑闼，两次反叛，亦给唐兵打平。长江中流，梁朝之后萧铣，称帝于江陵，地盘颇大。唐朝亦派兵把他灭掉。其下流：陈稜、李子通、沈法兴等，纷纷割据。后皆并于杜伏威。而伏威降唐。割据北边的：有高开道、苑君璋、梁师都等。大都靠突厥为声援。然天下定后，突厥亦不能拥护他。遂次第为唐所平定。这时候，已在太宗的初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