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随想：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

<font size="5" face="楷体" color="#ff0000">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font> 列位看我写这篇传记，一定要奇怪，说这“王昭君”三字，怎么能和这“爱国 女杰”四字合在一呢？那王昭君不是汉朝一个失宠的宫女么？不是受画工毛延寿的 害，不中元帝之意，被元帝派去和番的么？这个人怎么算得爱国的女豪杰呢？列位 这种疑心并没有错，不过列位都被那古时做书的人欺骗了几千年，所以如今还说这 种话，简直把这位爱国女杰王昭君，受了二千年的冤枉，埋没到如今。我如今既然 找得真凭实据，可以证明这位王昭君确是一位爱国女豪来，断不敢不来表彰一番， 使大家来崇拜。这便是在下做这篇昭君传的原因了。 我且先说那旧说。那旧说道，王昭君是汉元帝时候一个官人。那是元帝的后宫， 人太多了，一时不能看遍。遂召许多画工，把那些官人的容貌，都画成一册，好照 着那册子上的面貌，按图召见。便有那许多宫人，容貌中常的，便在那画工面前行 了贿赂，有送十万钱的，也有送五万钱的。只有王昭君不屑做这些苟且无耻的事， 那画工不能得钱，便把昭君的容貌画成丑相。后来匈奴（匈奴是汉朝北方一种外族 人的种名，时常来找中国）的单于来朝（单于是匈奴国王的称呼，和中国称王一般）， 向皇帝求一个美女。元帝翻那画册，只见王昭君的面貌最丑，便许了匈奴，把昭君 赐他。到了次日，元帝便召昭君来见，不料竟是一个绝色美人，竟是宫中第一等的 美人，一切应对举止，没有一件不好的。元帝心中可惜的了不得。但是既许了匈奴， 不便失信于外夷，只得把昭君赐了匈奴。后来元帝心中越想越可惜，便把那些画工 都抓来杀了。 以上说的，都是从前说王昭君的话头。你想那些画工竟敢在皇帝宫中做起买卖 来了，胆子也算大极了。况且元帝既见之后，又何尝不可把别人来代替他？所以这 种话都是靠不住的。我如今所引证的，也是从古书上来的，并不是无稽之谈。列位 且听我道来。 王昭君，名嫱，是蜀郡秭归人氏。他父亲叫王穰，所生只有昭君一女。昭君自 幼便和平常女儿家不同，一切举动都合礼法。长成的时候，生得秀外慧中，绝代丰 姿，真个宋玉说的“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傅粉则大白，涂脂则太赤”。 再加上幽嫡贞静，所以不到十七岁，便早已通国闻名的了。及笄以后，那些世家王 孙来求婚的，真个不知其数。他父亲总不肯许。恰巧那时元帝选良家女子人宫，王 穣听了这个消息，便来与女儿说知，想要把昭君送进宫去。王昭君听了这话，心中 自己估量，自思自己的父亲只生一女，古语道得好，“生女不生男，缓急非所益”， 父母生我一场，难道亲患未报，就此罢了不成？如今不如趁这机会，进得宫去，或 者得了天子思宠，得为昭仪或是捷好，那时可不是连我的父母祖宗都有了光荣，也 不枉父母生我一场。主意已定，便极力赞成王穣的说话。王穣见女儿情愿，便把昭 君献入宫去，看官要晓得，这原是昭君一片孝心，想做那光耀门媚的女儿。那里晓 得皇帝的深宫，是一个最凄惨最可怜的地方，古来许多诗人做的许多宫怨的诗词， 已是写得穷形尽致了。更有那《红楼梦》上说的，有一位贾元妃，对他父亲说： “当日送我到那不见人的去处”，你看这十二个字，写得多少凄怆呜咽，人尚且不 能见，什么生人的乐趣，更不用说自然是没有的了。那宫中几千宫女，个个抬起头 来，望着皇帝来临，甚至于有用竹叶插门，盐水洒地，来引皇帝的羊车的。其实好 好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方，除了卑鄙龌龊苟且逢迎之外，那里还想得天子的顾盼。 唉，这种卑鄙污下的行为，岂是我们这位爱国女杰王昭君做得到的么？昭君到了这 个地方，看了这种行为，心想自己容貌虽好，品行虽好，终究不能得天子的宠遇， 体说宠遇，简直连天子的颜色都不大望得见了。要是照这样下去，还不是到头做一 个白发宫人么？昭君想到这里，自然要蛾眉紧蹙，珠泪常垂的了。 看官要记清，上面所说的，都是王昭君入宫的历史。如今要说那王昭君爱国的 历史了，看官须晓得，汉朝一代，最大的边患便是那匈奴，从汉高祖以来，常常人 寇中国，弄得中国边境年年出兵，民不聊生。宣帝的时候，匈奴内乱，自相争杀， 遂分成两国，一边是呼韩邪单于，一边是那支单于。后来汉朝帮助呼韩邪，攻杀那 支，呼韩邪单于大喜，遂来中国，人朝朝觐。那时正是汉元帝竟宁元年。那时便是 王昭君立功的时代了。 那时呼韩邪来朝，先谢皇帝复国的恩典，便说：“小臣得天子威灵，得有今日， 从此以后，断不敢再萌异心。如今想求皇帝赐一个中国女子给臣，使小臣生为汉朝 的臣子，又做汉朝的女婿，子孙便做汉朝的外甥。从此匈奴可不是永永成了天朝的 外臣了么？”皇帝听了呼韩邪的话，心中很喜欢，只是一件，那匈奴远在长城之外， 胡天万里，冰霜遍地，沙漠匝天。住的是帐篷幕，吃的是膻肉酪浆。那种苦况，这 些娇滴滴的宫娃，那里受得起。谁肯舍了这柏梁建章的宫殿，去吃这种惨不可言的 苦况呢。想到这里，心里便踌躇起来了，便叫内监，把全宫的宫人都宣上殿来。不 多一会，那金殿上，便黑压压地到了无数如花似玉的宫人。元帝便问道：“如今匈 奴的国王，要求朕赐一女子给他，你们如有愿去匈奴的，可走出来。”连问了几遍， 那些官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答应的。那时王昭君也在其内，听了皇帝的话，看 了大家的情形，晓得大众的意思，都是偷安旦夕，全不顾大局的安危，心里便老大 不自在。心想我王嫱入宫已有几年了，长门之怨自不消说，与其做个碌碌无为的上 阳宫人，何如轰轰烈烈做一个和亲的公主。我自己的姿容或者能够感动匈奴的单于， 使他永远做汉朝的的臣子，一来呢，可以增进大汉的国威，二来呢，使两国永永休 兵罢战，也免了那边境上年年生民涂炭之苦。将来汉史上即使不说我的功勋，难道 那边塞上的口碑，也把我埋没了么？想到这里，便觉得这事竟是我王嫱义不容辞的 责任了！昭君主意已定，叹了一口气，黯然立起身来，颤巍巍地走出班来，说： “臣妾王嫱愿去匈奴”。那时元帝看见没有人肯去，正在狐疑的时候，忽见人丛里 走出这么一位倾城倾国绝代无双的美人来，定睛一看，竟是宫中第一个绝色美人， 而且是平日没有见过的。这时候元帝又惊又喜，又怜又惜，惊的是宫中竟有这么一 个美人，喜的是这位美人竟肯远去匈奴，怜的是这位美人怎禁得起那万里长征的苦 趣，惜的是宫中有了这个美人，却不曾享受得，便把去送与匈奴，岂不可惜，岂不 可惜么？皇帝心中虽有可惜，然而那时匈奴的使臣，陪着呼韩邪单于，都在殿上， 昭君的美貌，是满朝都看见了的，昭君的言语，是都听见了的，到了这时候，唉， 虽有天子的威力，大汉的国势，也不能挽回这事了。元帝到了这时候，一时没得法 了，只好把昭君赐了匈奴。从此以后，我们这位爱国女杰王昭君，便做了匈奴呼韩 邪单于的大阈支（阈支的意思，和我们中国称王后一般）了。 呼韩邪单于得了王昭君，快活极了。那时汉元帝封昭君为宁胡阈支，这“宁胡” 二字，便是“安抚胡人”的意思。果然一个王昭君，竟胜似千百万雄兵，从此以后， 胡也宁了，汉也宁了。那时呼韩邪单于便和昭君回到匈奴，一路上经过许多平沙大 漠，呼韩邪便叫匈奴的乐士在马上弹起琵琶来，叫昭君一路行一路听着，免得他生 思乡之念。不多时昭君到了匈奴。匈奴便年年进贡，永永做汉朝的外臣。于是汉朝 的国威远及西北诸国，从元帝到成帝、哀帝、平帝，一直到王莽篡汉的时候。那时 呼韩邪也死了，昭君也死了，他子孙做单于的都说，我国世世为汉朝的外甥，如今 天子已非刘氏，如何做他的藩属？于是匈奴遂不进贡了，遂独立了。可见这都是这 位爱国女杰王昭君的功劳。这便是王昭君的爱国历史，我们中国几千年来，人人都 可怜王昭君出塞和番的苦趣，却没有一个晓得赞叹王昭君的爱国苦心的。唉，怎么 对得住王昭君呀，那真是对不住王昭君了！ 正文 人物随想：追悼志摩 <font size="5" face="楷体" color="#ff0000">追悼志摩</font>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漆漆的大雾 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 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大火，像天上陨 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却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 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 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 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 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 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 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 说：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们也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可是狂 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 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 的，一定还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一 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 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陈通伯先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 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 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 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什］老，他总是 朋友中问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 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份的高冈，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上帝， 我望不见你！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活泼，秀丽，褴楼的衣衫；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志摩今年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 有单纯信仰的流人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 “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 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 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sbript>mpanel(1);</sbript>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 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 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 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 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 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 到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 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 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 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 直指顾问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 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 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 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 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 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 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 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 提出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 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于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 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鹊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 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济以不求圆满为生活 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 尽矣，郁邑伦像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 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 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 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 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之甘冒世之不起，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 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 而然哉？ 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 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嗟夫吾师！我尝奋我 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 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 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 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 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从 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 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 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里暗惨的可 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 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 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 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 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 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 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 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bi71lltl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 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 然而我们的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 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 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 昂起头来做人；他仍旧是他那一团的同情心，一团的爱。我们看他替朋友做事，替 团体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 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他的苦痛之中，仍旧继续他的歌唱。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他所谓“初期的 汹涌性”固然是没有了，作品也减少了；但是他的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 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这是读《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觉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个真正的复活的机会”。他说：抬起头居然又见 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 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的了； 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无数的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 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 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了我们走了！他的《猛虎集》 里有一首咏一只黄鹏的诗，现在重读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 他的死的悲哀；等候他唱，我们静着望，怕惊了他。但他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 朵彩云：他飞了，不见了，没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现在难道都完 了？ 决不！决不！志摩最爱他自己的一首小诗，题目叫做《偶然》，在他的《卞昆 同》剧本里，在那个可爱的孩子阿明临死时，那个瞎子弹着三弦，唱着这首诗：我 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 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朋友们，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放的光亮也会永 远留在人间，他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 了一世。我们忘不了，和我们在那交会互放的光亮！ 二十年，十二月，三夜。 正文 人物随想：国府主席林森先生 <font size="5" face="楷体" color="#ff0000">国府主席林森先生</font> 本年的四中全会选举林森先生连任国民政府主席，全国舆论对这件事似乎很一 致的表示满意。在这个只有攻击而很少赞扬的民族里，这样一致的赞同岂不是很可 惊异的事吗？ 我们考察各方舆论对林主席的赞许，总不外“恬退”两个字。“恬退”的褒语 只可以表示国人看惯了争权攘利的风气，所以惊叹一个最高官吏的澹泊谦退，认为 “模范”的行为。但这种估量，我们认为不够，——不够表示林森先生在中国现代 政治制度史上的重大贡献。 林森先生的绝大功劳在于把“国府主席”的地位实行做到一个“虚位”，而让 行政院院长的地位抬高到实际行政首领的地位。今日的国府主席，最像法国的大总 统；今日的行政院院长，颇像法国的国务总理与英国的首相。两年多以来的政治制 度的大变迁，就是从两年前的主席制度变成两年来的行政院长制。其重要性颇等于 从一种总统制改成内阁制。改制的根据固然由于民国计一年十二月三中全会之改制 案，然而使这个新制度成为可能的事实，这不能不归功于林森先生之善于做主席。 三中全会改定政府组织，把行政院抬高，作为行政最高机关。这确是政治制度 上的一大进步。但如果国府主席是一个不明大体而个性特别坚强的人，如果他不甘 心做一个仅仅画诺的主席，那么，十几年前北京唱过的“府院之争”一幕戏还是不 容易避免的。 林森主席是一个知大体的人，他明白甘一年底改制的意义是要一个法国总统式 的国府主席，所以他从不肯和行政院长争政权。旧制下国民政府的文宫处、主计处、 参军处，都至今依然存在，但两年来的行政大权都移归行政院了。 去年我过南京时，一位部长告诉我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在新组织法之下。第 一个政府是孙科的政府，不久就倒了。第二个政府，汪精卫的政府，成立之时正当 湘沪南京都最受日本压迫时期。汪政府成立了一个多月，忽然有一天，一位部长说 ：“我们就职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去正式参谒林主席哩！”这一句话提醒了全体 “阁员”，于是汪院长派人去通知林主席，说明天上午汪院长要率领全体阁员去参 见主席。到了第二天，全体阁员到林主席的公馆。到处寻不见林方席。主席不知往 哪儿去了！他们都感觉诧异，只好留下名片，恫然而返。到了下午，林主席去回拜， 他们才知道林主席因为“不敢当参竭的大礼”，出门回避了！ 这个故事至今在南京传为美谈。我们关心政治制度的人，也都会认得这个故事 是一桩有意义的美谈。我们试回想那两年前党政军合为一体的国府主席的地位，就 可以明白林主席的谦退无为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了。 两年前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是最不合理的。那时一个部长的地位是很低的：各部 之上有行政院，行政院是与其他四院平等的，五院的正副院长加上其他国府委员组 成国民政府。二十一年底的改制，改行政院各部为政府，而国府主席成为虚君制， 于是三级政府合为一级，而其他四院与行政院分开对立，为行政部之外监督协助行 政的机关。这个改革与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的原意似乎接近多了。而其中用无为 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之中使这个内阁制成为事实，使这个虚君主席制成为典型，及 是林森先生两年来的最大成绩。 我今年再到南京，又听见人说林主席的一件故事。两年前，他被选为国府主席 之后，他自己去请他的同乡魏怀先生担任文官长的职务。林主席对他说：“我只要 你做到两个条件：第一，你不要荐人。第二，你最好是不见客。”这个故事也应该 成为南京政治的美谈。这是有意的无为。若没有这种有意的无为，单有一个恬退的 主席，也难保他的属吏不兴风作浪揽权干政，造成一府院斗争的局面。 有个朋友从庐山回来，说起枯岭的路上有林主席捐造的石磴子刻着“有姨太太 的不许坐”八个字。这个故事颇使许多人感觉好笑。有人说：“我若有姨太太，偏 要坐坐着，有谁能站在旁边禁止我坐？”其实这也是林森先生的聪明过人处。你有 姨太太，你尽管去坐，决没有警察干涉你。不过你坐下去了，心里总有点不舒服。 林先生刻石的意思，也不过要你感觉到这一点不舒服罢了。他若大吹大擂的发起一 个“不纳妾”的新生活运动，那就够不上做一个无为主义的政治家了。 二十三、三、三夜。 正文 人物随想：追忆曾孟朴先生 <font size="5" face="楷体" color="#ff0000"> 追忆曾孟朴先生</font> 我在上海做学生的时代，正是东亚病夫的《孽海花》在《小说林》上陆续刊登 的时候，我的哥哥绍之曾对我说这位作者就是曾孟朴先生。 隔了近二十年，我才有认识曾先生的机会，我那时在上海住家，曾先生正在发 愿努力翻译法国文学大家嚣俄的戏剧全集。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但他的谦逊虚心， 他的奖掖的热心，他的勤奋工作都使我永永不能忘记。 我在民国六年七年之间，曾在《新青年》上和钱玄同先生通讯讨论中国新旧的 小说，在那些讨论里我们当然提到《孽海花》，但我曾很老实的批评《孽海花》的 短处。十年后我见着曾孟朴先生，他从不曾向我辩护此书，也不曾因此减少他待我 的好意。 他对我的好意，和他对于我的文学革命主张的热烈的同情，都曾使我十分感动， 他给我的信里曾有这样的话：“您本是……国故田园里培养成熟的强奋，在根本上， 环境上，看透了文学有改革的必要，独能不顾一切，在遗传的重重罗网里杀出一条 血路来，终究得到了多数的同情，引起青年的狂热。我不佩服你别的，我只佩服你 当初这种勇决的精神，比着托尔斯泰弃爵放农身殉主义的精神，有何多让！”这样 热烈的同情，从一位自称“时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坦白的表述出来，如何能不 使我又感动又感谢呢！ 我们知道他这样的热情一部分是因为他要鼓励一个年轻的后辈，大部分是因为 他自己也曾发过“文学狂”，也曾发下宏愿要把外国文学的重要作品翻译成中国文， 也曾有过“扩大我们文学的旧领域”的雄心。正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梦想改革中国文 学的老文人，所以他对于我们一班少年人都抱着热烈的同情，存着绝大的期望。 我最感谢的一件事是我们的短短交谊居然引起了他写给我的那封六千字的自叙 传的长信《胡适文存三集》，页—一二五———一三八）。在那信里，他叙述他自 己从光绪乙未（一八九五）开始学法文，到戊戌（一八九八）认识了陈季同将军， 方才知道西洋文学的源流派别和重要作家的杰作。后来他开办了小说林和宏文馆书 店，——我那时候每次走过棋盘街，总感觉这个书店的双名有点奇怪，——他告诉 我们，他的原意是要“先就小说上做成个有统系的译述，逐渐推广范围，所以店名 定了两个”。他又告诉我们，他曾劝林琴南先生用白话翻译外国的“重要名作”， 但林先生听不懂他的劝告，他说：“我在畏卢先生（林纤）身上不能满足我的希望 后，从此便不愿和人再谈文学了。”他对于我们的文学革命论十分同情，正是因为 我们的主张是比较能够“满足他的希望”的。 但是他的冷眼观察使他对于那个开创时期的新文学“总觉得不十分满足”，他 说：“我们在这新辟的文艺之园里巡游了二一周，敢说一句话：精致的作品是发现 了，只缺少了伟大。”这真是他的老眼无花，一针见血！他指出中国新文艺所以缺 乏伟大，不外两个原因：一是懒惰，一是欲速。因为懒惰，所以多数少年作家只肯 做那些“用力少而成功易”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因为欲速，所以他们“一开手便 轻蔑了翻译，全力提倡创作”。他很严厉地对我们说：“现在要完成新文学的事业， 非力防这两样毛病不可，欲除这两样毛病，非注重翻译不可。”他自己创办真美善 书店，用意只是要替中国新文艺补偏救弊，要替它医病，要我们少年人看看他老人 家的榜样，不可轻蔑翻译事业，应该努力“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造 的源泉”。 我们今日追悼这一位中国新文坛的老先觉，不要忘了他留给我们的遗训！ 一九三三。九。十一夜半，在上海新亚饭店。 正文 人物随想：许恰荪传 <font size="5" face="楷体" color="#ff0000">许恰荪传 </font> 我的朋友许恰荪死了！他死的时候是中华民国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点半钟。死 的前十几天，他看见报纸上说我几个朋友因为新旧思潮的事被政府驱逐出北京大学。 他不知那是谣言，一日里写了两封快信给我，劝我们“切不必因此灰心，也不必因 此愤慨”（三月五日信）。他又说“无论如何，总望不必愤慨，仍以冷静的态度处 之，……所谓经一回的失败，长一回的见识”（三月五日第二信）。这就是恰荪最 末一次的信。到了三月十七日，他就有病。起初他自己还说是感冒，竟不曾请医生 诊看；直到二十一夜，他觉得病不轻，方才用电话告知几个同乡。明天他们来时， 恰荪的呼吸已短促，不很能说话。河海工程学校的人把他送到日本医院，医院中人 说这是流行的时症转成肺炎；他的脉息都没有了，医生不肯收留。抬回之后，校长 许肇南先生请有名的中医来，也是这样说，不肯开方。许先生再三求他，他才开了 四昧药，药还没煎好，恰荪的气已绝了！ 恰荪是一个最忠厚，最诚恳的好人，不幸死的这样早）……这样可惨！我同恰 苏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很知道他的为人，很知道他一生学问思想的变迁进步。我觉 得他的一生，处处都可以使人恭敬，都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模范，因此我把他给朋友 的许多书信作材料，写成这篇传。 恰荪名棣常，从前号绍南，后来才改做恰荪。他是安徽绩溪人。先进绩溪仁里 的思诚学堂，毕业之后，和他的同学程干丰、胡祖烈、程敷模、程于诚等人同来上 海求学。他那几位同学都进了吴淞复旦公学，只有恰荪愿进中国公学。那时我住在 校外，他便和我同住。后来中国公学解散，同学组织中国新公学，恰荪也在内，和 我同住（竞业旬报）馆。后来恰荪转入复旦公学，不久他的父亲死了（庚戌），他 是长子，担负很重，不能不往来照应家事店事，所以他决计暂时不进学校，改作自 修工夫，可以自由来往。决计之后，他搬出复旦，到上海和我同住。庚戌五月，恰 荪回浙江孝丰，——他家有店在孝丰，——我也去北京应赔款留学官费的考试。我 们两人从此一别，七个足年不曾相见。我到美国以后，恰荪和我的朋友郑仲诚同到 西湖住白云庵，关门读国学旧书，带着自修一点英文（庆成十一月十七日信）。明 年辛亥，我们的朋友程干丰（乐亭）病死。恰荪和他最好，心里异常悲痛，来信有 “日来居则如有所失，出则不知所之，念之心辄凄然而泪下，盖六载恩情，其反动 力自应如是”（辛亥四月十一日信）。那个五月恰苏考进浙江法官养成所，他的意 思是想“稍攻国法私法及国际法，期于内政外交可以洞晓；且将来无论如何立身， 皆须稍明法理，故不得不求之耳”（辛亥五月二十一日信）。但是那学堂办得很不 满他的意，所以辛亥革命之后，他就不进去了。他来信说：“读律之举，去岁曾实 行之，今年又复舍去，盖因校中组织未善，徒袭取东夷皮相；……人品甚杂，戚施 之态，心素恶之，故甚不能侧身其间以重违吾之本心也。”（民国元年十月三十日 信） 那一年恰苏仍旧在西湖读书。民国二年他决意到日本留学，四月到东京进明治 大学的法科，五月来信说：“……君既去国，乐亭复云亡。此时孤旅之迹，若迷若 惘，蓬转东西，而终无所栖泊。本拟屏迹幽遗，稍事根底学问，然非性之所近。… …恐于将来为已为人，一无所可。……去岁以来，思之重思之，意拟负笈东瀛，一 习拯物之学。然而经济困难，尚未自决。嗣得足下第二手书，慰勉有加，欲使膏盲 沈没，复起为人，吾何幸而得此于足下！……遂于阴历正月间驰赴茗上，料理一切， 期于必行”（二年五月十七日信）。他到日本后不久第二次革命起事，汇款不通， 他决计回国，临走时他写长函寄我，中有一段，我最佩服。他说：“自古涡梦之会， 沧海横流，定危扶倾，宜有所托。寄斯任者，必在修学立志之士，今既气运已成， 乱象日著，虽有贤者不能为力。于此之时，若举国之士尽人漩涡，随波出没，则不 但国亡无日，亦且万劫不复矣。在昔东汉之末，黄巾盗起，中原鼎沸，诸葛武侯高 卧隆中，心不为动。岂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人而能忘情国家者乎？诚以乱兹方寸， 于事无益耳，于此乱离，敢唯足下致意焉。” 这封信寄后，因道路不平静，他竟不能回国。那时东京有一班人发起一个孔教 分会，怡荪也在内，他是一个热心救国的人，那时眼见国中大乱，心里总想寻一个 根本救国方法；他认定孔教可以救国，又误认那班孔教会的人都是爱国的志士，故 加人他们的团体。他那时对于那班反对孔教会的人，很不满意，来信有“无奈东京 留学界中，大半趋奉异说，习气已深，难与适道”的话（同上）。这时代的怡荪完 全是一个主张复古的人。他未信有论孔教会议决“群经并重”一段，说“以余之意， 须侧重三礼。盖吾国三代之时，以礼治国，故经国之要尽在三礼。近日东西各国每 以法律完备自多，岂知吾国数千年前已有威仪三百，礼仪三千，以礼治国，精审完 美，必不让于今日所谓法治国也。且一般人多主张以孔子为宗教家，既认为宗教， 则于方式亦不可不讲。冠婚丧祭等事，宜复于古，方为有当耳”（同上）。我回信 对于这主张，很不赞成。明年（民国三年）怡荪写了一封楷书六千字的长信同我辩 论，到了这时候，恰苏已经看破孔教会一班人的卑劣手段，故来信有云：“近日之 孔教会不脱政党案，所谓提倡道德挽回人心之事，殆未梦见也。此殊非初心所料及！ ……尊崇孔子而有今日之孔教会，其犹孔子所谓死不若速朽之为愈也！（三年四月 一日信）怡荪本来已以搬进孔教会事务所里，替他们筹成立会和办”大成节“的庆 祝会的事，很热心的。后来因为看出那班”孔教徒“的真相，所以不久就搬出来， 住辰实馆（二年十一月三日信）。但是他这时候仍旧深信真孔教可以救国，不过他 的孔教观念已经不是陈焕章一流人的孔教观念了。他那封六千字的长信里，说他提 倡孔教有三条旨趣：”（一）洗发孔子之真精神，为革新之学说，以正人心；（二） 保存东亚固有之社会制度，必须昌明孔孟学说，以为保障；（三）吾国古代学说如 老苟管墨，不出孔子范围，皆可并行不背；颂吉孔教，正犹振衣者之必提其领耳。 “（三年四月十日信） 这时候。怡荪所说“孔子之真精神”即是公羊家所说的“微言大义”，所以他 那信里说：“至于近世，人心陷溺已至于极，泯梦之祸，未知所届。及今而倡孔教 以正人心，使此后若有窍国者兴，亦知所戒，则犹可以免于大乱也。”后来袁世凯 用了种种卑污手段，想做皇帝。东京的孔教会和筹安会私造了许多假图章，捏名发 电“劝进”。恰苏的希望从此一齐打破。所以后来来信说：“时局至此，欲涕无从。 大力之人，负之狂走，其于正义民意，不稍顾恤，所谓”道德“者，已被轻薄无余 矣厂（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信） 又第二条所说“东亚固有之社会制度”，他的意思是专指家族制度。原信说： “挽近世衰道微，泰西个人功利等学说盛行，外力膨胀，如水行地中，若不亟思保 界，则东亚社会制度中坚之家族制，必为所冲决。此中关系甚巨，国性灭失，终必 有受其敝者。此知微之士所不得不颂言孔教，夫岂得已哉？”（三年四月十日信） 怡荪这种观念，后来也渐渐改变，最后的两年，他已从家族制移到“人生自己” （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寄高一涵信）。他后来不但不满意于旧式的家族制，并且对于 政治的组织也多不满意。去年来信竟说“所谓社会制度，所谓政治组织，无一不为 人类罪恶之源泉，而又无法跳出圈子，所以每一静念，神智常为惘惘也”（七年九 月八日信）。复古的怡荪，此时已变成了社会革新家的怡荪。 至于第三条所说“老苟管墨不出孔子范围”的话，我当时极力同他辩论，后来 他稍稍研究诸子学，主张也渐渐改变。我在美国的时候，要用俞越的《读公孙龙子 》，遂写信请怡荪替我寻一部《俞楼杂纂》，他因为买不到单行本子，所以到上野 图书馆去替我抄一部《读公孙龙子》。我那时正在研究诸子学，作为博士论文。怡 荪屡次来信劝勉我；有一天信上说：“世言东西文明之糅合，将生第三种新文明。 足下此举将为之导线，不特增重祖国，将使世界发现光明”（五年三月十三日信）。 这种地方不但可以见得抬苏鼓舞朋友的热心，并且可以见得他对于儒家与非儒家学 说的态度变迁了。 以上述。怡荪对于孔教的态度。那封六千字的信上半论孔教问题，下半论政治 问题。怡荪的政治思想前后共经过几种根本的变迁。那封信里所说可以代表他的基 本观念是“政治中心”的观念。他说：“以余观于吾国近数十年来之政局，政治之 重点，亦常有所寄。盖自湘乡柄政以后，移天合肥。合肥将死，……疏荐项城以代。 项城起而承合肥之成局，故势力根深蒂固，不崇朝而心腹布天下，历世而愈大。… …辛亥之际，失其重点，故常震撼不宁，其在民质未良之国，政治中心宜常寄于一 部分之人，否则驯至于乱。……再以今日时势推之，其继项城而起者，其必为段氏 棋瑞乎？”（三年四月十日信）这时代的恰苏所张的是一种变相的“独头政治”。 他说“一国改进之事，不宜以顿，尤须自上发之”。（同上）他那时推测中国的将 来，不出三条路子：“若天能挺生俊杰，如华盛顿其人者，使之能制一国之重，与 以悠久岁月，别开一生面：此策之最上者也。其次若有人焉，就已成之时局而善扶 掖之，取日本同一之步趋。（适按此指政党政治）……至若今日之上下相激，终至 以武力解决，……此则天下最不幸之事也。”（同上） 怡荪一生真能诚心爱国，处处把“救国”作前提，故凡他认为可以救国的方法， 都是好的。如袁政府当时的恶辣政策，怡荪也不根本否认。他说：“吾人之于政府， 固常望其发奋有为，自脱于险，苟有利于吾国吾民者。犯众难以为之，可也；能如 诸葛武候、克林威尔之公忱自矢，其心迹终可大白于天下，而吾人亦将沤歌之不暇， 岂忍议其后乎？若计不出此，徒揽天下之威福以为一姓之尊荣，是则非吾人之所敢 知矣。”（三年五月十八日信中载，录他寄胡绍庭的信。）可见怡荪当时不满意于 袁政府，不过是为他的目的不在救国而在谋一姓的尊荣。至于严厉的政策和手段， 他并不根本反对。他说：“总之，政治之事无绝对至善之标准，惟视其时之如何耳，” （三年五月十八日信） 过了一年多，帝制正式实行，云南、贵州的革命接着起来，民国五年帝制取消， 不久袁世凯也死了。那时恰苏对于国事稍有乐观，来信说：“国事顷因陈（其美） 毙于前，袁（世凯）姐于后，气运已转，国有生望。盖陈死则南方暴烈恶徒无所依 附，而孙中山之名誉可复。袁灭则官僚政治可期廓清。”（五年六月三十日信）那 时怡荪前两年所推算的段棋瑞果然成了“政治的中心”c 怡荪来信说：“闻段之为 人，见倡无华，而节操不苟，雅有古大臣之风。倘国人悔祸，能始终信赖其为人， 则勘乱有期，澄清可望。”（同上）可见那时恰苏还是主张他的“政治中心”论。 怡荪在明治大学于民国五年夏间毕业。七月中他和高一涵君同行回国。那时候 段内阁已成立，阁员中很有几个南方的名士。表面上很有希望，骨子里还是党争很 激烈，暗潮很利害。怡荪回国住了一年，他的政治乐观很受了一番打击，于是他的 政治思想遂从第一时代的“政治中心”论变为第二时代的“领袖人才”论。他说： “国事未得大定，无知小人尚末厌乱，而有心君子真能爱国者，甚鲜其人。如今日 现状虽有良法美制，有用无体，何以自行？欲图根本救济，莫如结合国中优秀分子， 树为政治社会之中坚。如人正气日旺，然后可保生命。”因此他希望他的朋友“搜 集同志，组一学会，专于社会方面树立基础，或建言论，或办学校，务为国家树人 之计。”（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寄一涵君信）他又说：“今日第一大患在于人才太少。 然人才本随时而生，惜无领袖人物能组织团体，锻炼耀磨，俾其如量发挥；徒令情 势涣散，虽有贤能亦不能转移风气，志行薄弱者，又常为风气所转移。……是知吾 国所最缺乏者，尚非一般人才，而在领袖人才也审矣。”（六年旧七月十日信）当 第三次革命成功时，我在美洲寄信给。怡荪说，“这一次国民进步两党的稳健派互 相携手，故能成倒袁的大功。以大势看来，新政府里面大既是进步党的人居多数。 我很盼望国民党不要上台，专力组织一个开明强健的在野党，做政府的监督，使今 日的”稳健“不致流为明日的腐败。”我这种推测完全错了。倒袁以后，国民党在 内阁里竟居大多数，进步两党的重要人物都不曾上台。后来党见越闹越激烈，闹得 后来督军团干预政治，国会解散，黎元洪退职。张勋复辟的戏唱完之后，段棋瑞又 上台。这一次民党势力完全失败。怡荪回想我前一年的话，很希望民党能组织一个 有力的在野党，监督政府。（六年八月九日又九月二十日与高一涵信）那时怡荪的 政治思想已有了根本改变，从前的“政治中心”论已渐渐取消，故主张有一种监督 政府的在野党“抵衡其间，以期同人正轨。”（六年九月二十日与一涵信） 但是那时因为国会的问题，南北更决裂，时局更不可收拾。怡荪所抱的两种希 望，——领袖人才和强硬的在野党，——都不能实现。民国六年秋天他屡次写信给 朋友，说天下的事“当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六年旧七月十日信，又九月二十 日与一涵信，又九月二十三日与我信。）那时安徽的政治，腐败不堪，后来又有什 么“公益维持会”出现，专把持选举的事。我们一班朋友不愿意让他们过太容易的 日子，总想至少有一种反对的表示，所以劝恰苏出来竞争本县有省议会的选举怡荪 起初不肯，到了七年五月，方才勉强答应了。他答应的信上说：“民国二年选举的 时候，足下寄手书，谓”中国之事，患在一般好人不肯做事“云云，其言颇痛。与 其畏难退缩，徒于事后叹息痛恨，何如此时勿计利害，出来奋斗，反觉得为吾良心 所安也。”（七年五月二十日信）这一次的选举竟争，自然是公益维持会得胜，恰 苏几乎弄到“拿办”的罪名，还有他两个同乡因为反对公益维持会的手段，被县知 事详办在案。但是怡荪因此也添了许多阅历。他写信给我说：“年来大多数的人， 无一人不吞声饮恨，只是有些要顾面子，有些没有胆子，只得低头忍耐，不敢闹翻， 却总希望有人出来反对，……由此看来，所谓社会制度所谓政治组织，无一不为人 类罪恶之源泉。”（七年九月八日信）他又说：“最近以来，头脑稍清晰的人，皆 知政治本身已无解决方法，须求社会事业进步，政治亦自然可上轨道。”（同上） 这几句话可以代表怡荪的政治思想第三个时代。这时候，他完全承认政治的改 良须从“社会事业”下手，和他五年前所说“一国改良之事，尤须自上发之”的主 张，完全不相同了。他死之前一个月还有一封长信给我，同我论办杂志的事。他说 ：“办杂志要觑定二三十年后的国民要有什么思想，于是以少数的议论，去转移那 多数国民的思想。于是以少数的议论，去转移那多数国民的思想。关系如何重要！ 虽是为二三十年后国民思想的前趋，须要放开眼界，偏重急进的一方面。……政治 可以暂避不谈，对于社会各种问题，不可不提出讨论。”（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信） 这个时代的怡荪完全是一个社会革命家。可惜他的志愿丝毫未能实现，就短命死了！ 以上述怡荪政治思想的变迁。 恰苏于民国七年冬天，受我的朋友许肇南的聘，到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教授国文。 肇南在美国临归国的时候，问我知道国内有什么人才，我对他说：“有两个许少南。” 一个就是肇南自己，一个就是恰苏（恰苏本名绍南）。后来两个许少南竟能在一块 做事。果然很相投，我今年路过南京，同他谈了两天，心里很满意。谁知这一次的 谈话竟成了我们最后的聚会呢？ 怡荪是一个最富于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诚恳，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认真，朋友 中真不容易寻出第二个。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他给我的信有十几万字， 差不多个个都是楷书，从来不曾写一个潦草的字。他写给朋友的信，都是如此。只 此一端已经不是现在的人所能做到。他处处用真诚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来往长 久了，没有一个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他多少益处。己西庚戌两 年我在上海做了许多无意识的事，后来一次大醉，几乎死了。那时幸有怡荪极力劝 我应留美考试，又帮我筹款做路费。我到美国之后，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说：足下 此行，问学之外，必须拔除旧染，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 将来涉世，不至为习俗所靡，允为名父之子。“（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自此以后， 九年之中”几乎没有一封信里没有规劝我，勉励我的话。我偶然说了一句可取的话， 或做了一首可看的诗，他一定写信来称赞我，鼓励我。我这十年的日记札记，他都 替我保存起来。我没有回国的时候，他晓得我预备博士论文，没有时间做文章，他 就把我的《藏晖室札记》节抄一部，送给《新青年》发表。我回国以后，看见他的 小楷抄本，心里惭愧这种随手乱写的札记如何当得我的朋友费这许多精力来替我抄 写。但他这种鼓励朋友的热心，实在能使人感激奋发。我回国以后，他时时有信给 我，警告我“莫走错路，”“举措之宜，不可不慎”（六年旧七月初十日信），劝 我“打定主意，认定路走，毋贪速效，勿急近功”（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信）。爱谋 生说得好：“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当作神圣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变 成神圣”。怡荪待朋友，真能这样做，他现在虽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影响，永 永留在他的许多朋友的人格里，思想里，精神里，……将来间接又间接，传到无穷， 怡荪是不会死的！ 民国八年六月 正文 人物随想：李超传 <font size="5" face="楷体" color="#ff0000"> 李超传</font>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参考她的行状和她的信稿，她的生 平事实不过如此：李超原名惟柏，又名惟壁，号墣真，是广西梧州金紫庄的人。她 的父母都早死了，只有两个姊姊，长名惟钧，次名口口。她父亲有一个妾，名附姐。 李超少时便跟着附姐长大。因为她父母无子，故承继了她胞叔渠廷的儿子，名惟琛， 号极甫。她家本是一个大家，家产也可以算得丰厚。她的胞叔在全州做官时，李超 也跟着在衙门里，曾受一点国文教育。后来她回家乡，又继续读了好几年的书，故 她作文写信都还通顺清楚。 民国初年，她进梧州女子师范学校肄业，毕业时成绩很好。民国四年她和她的 一班同志组织一个女子国文专修馆。过了一年，她那班朋友纷纷散去了，她独自在 家，觉得旧家庭的生活没的意味，故发愤要出门求学。她到广州，先进公立女子师 范，后进结方学堂；又进教会开的圣神学堂，后又回到结方，最后进公益女子师范。 她觉得广州的女学堂不能满意，故一心想来北京进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民国七 年七月，她好容易筹得旅费，起程来北京。九月进学校，初做旁听生，后改正科生。 那年冬天，她便有病，她本来体质不强，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愿，故容易致病。今 年春天，她的病更重，医生说是肺病，她才搬进首善医院调养。后来病更重，到八 月十六日遂死在法国医院。死时，她大约有二十三四岁了。（行状作“年仅二十”， 是考据不精的错误。） 这一点无关紧要的事实，若依古文家的义法看来，实在不值得一篇传。就是给 她一篇传，也不过说几句“生而颖悟，天性孝友，戚敞称善，苦志求学，天不永其 年，惜哉惜哉”一类的刻板文章，读了也不能使人相信。但是李超死后，她的朋友 搜索她的遗稿，寻出许多往来的信札，又经过她的同乡苏甲荣君把这些信稿分类编 记一遍，使她一生所受的艰苦，所抱的志愿，都—一的表现分明。我得读这些信稿， 觉得这一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迹很有作详传的价值，不但她个人的志气可使 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她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 所以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 李超决意要到广州求学时，曾从梧州寄信给她的继兄，信中说：计妹自辍学以 来，忽又半载。家居清闲，未尝不欲奋志自修。奈天性不敏，遇有义理稍深者，即 不有自解，又无从质问。盖学无师承，终难求益也。同学等极赞广州公立女子第一 师范，规则甚为完善，教授亦最良好，且年中又不收学费，如在校寄宿者，每月只 缴缮费五元，校章限二年毕业。……广东为邻省，轮舟往还，一日可达。……每年 所费不过百金。依家年中入息虽不十分丰厚，然此区区之数，又何难筹？……谅吾 兄必不以此为介意。……妹每自痛生不逢辰，幼遭悯凶，长复困厄……其所以偷生 人间者，不过念既受父母所生，又何忍自相暴弃，但一息苟存，乌得不稍求学问？ 盖近来世变日亟，无论男女，皆以学识为重。妹虽愚陋，不能与人争胜，然亦欲趁 此青年，力图进取。苟得稍明义理，无愧所生，于愿已足。其余一分富贵浮华，早 已参透，非谓能忽然置之，原亦知福薄之不如人也。……若蒙允诺，……匪独妹一 生感激，即我先人亦当含笑于九泉矣。战栗书此，乞早裁复。这信里说的话，虽是 一些“门面话”，但是已带着一点呜咽的哭声。再看她写给亲信朋友的话：前上短 章，谅承收览，奉商之事，不知得蒙允诺与否。妹此时寸心上下如坐针毡，……在 君等或视为缓事，而妹则一生苦乐端赖是也。盖频年来家多故。妹所处之境遇固不 必问及。自壬子口兄续婚后，嫌隙愈多，积怨愈深。今虽同英，而各怀意见。诟淬 之声犹（尤）所时有。其所指摘，虽多与妹无涉，而冷言讥刺，亦所不免，欲冀日 之清净，殊不可得。去年妹有书可读，犹可藉以强解。近来闲居，更无术排遣。… …锢居梧中，良非本怀。……盖凡人生于宇宙间，既不希富贵，亦必求安乐。妹处 境已困难，而家人意见又复如此。环顾亲旧无一我心腹，因此，厌居梧城已非一日。 ……这信里所说，旧家庭的黑暗，历历都可想见。但是我仔细看这封信，觉得她所 说还不曾说到真正苦痛上去。当时李超已二十岁了，还不曾订婚，她的哥嫂都很不 高兴，都很想把她早早打发出门去，他们就算完了一桩心事，就可以安享她的家产 了。李超“环顾亲旧，无一心腹”，只有胞姊惟钧和姊夫欧寿松是很帮助她的。李 超遗稿中有两封信是代她姊姊写给她姊夫的，说的是关于李超的婚事。一封信说： 先人不幸早逝，遗我手足三人。……独季妹生不逢辰，幼失估恃，长遭困厄，今后 年华益增，学问无成，后顾茫茫。不知何以结局。钧每念及此，寝食难安。且被性 情又与七弟相左。盖弟择人但论财产，而舍妹则重学行。用是各执意见，致起龌酂。 妹虑家庭专制，恐不能进其素愿，缘此常怀隐忧，故近来体魄较昔更弱。稍有感触， 便觉头痛。……舍妹之事，总望为留心。苟使妹能终身付托得人，岂独钧为感激， 即先人当含笑于九泉也。这信所说，乃是李超最难告人的苦痛。她所以要急急出门 求学，大概是避去这种高压的婚姻。她的哥哥不愿意她远去，也只是怕她远走高飞 做一只出笼的鸟，做一个终身不嫁的眼中钉。 李超初向她哥哥要求到广州去求学，——广州离梧州只有一天的轮船路程，算 不得什么远行。——但是她哥哥执意不肯。请看他的回信：九妹知悉：尔欲东下求 学，我并无成见在胸，路程近远，用款多少，我亦不措意及之也，惟是依等祖先为 乡下人，依等又系生长乡间，所有远近乡邻女子，并未曾有人开远游羊城（即广州） 求学之先河。今尔若子身先行，事属罕见创举。乡党之人少见多怪，必多指摘非议。 然乡邻众口悠悠姑置勿论，而尔五叔为族中之最尊长者，二伯娘为族中妇人之最长 者，今尔身为处子，因为从师求学，远游至千数百里之羊城，若不禀报而行，恐于 理不合。而且伊等异日风闻此事，则我之责任非轻矣。我为尔事处措无方。今尔以 女子身为求学事远游异域，我实在不敢在尊长前为尔启齿，不得已而请附姐（李超 的庶母）为尔转请，而附姐诸人亦云不敢，而且附姐意思亦不欲尔远行也。总之， 尔此行必要禀报族中尊长方可成行，否则我之责任重。……见字后，尔系一定东下， 务必须由尔设法禀明族中尊长。这封信处处用恫吓手段来压制他妹子，简直是高压 的家族制度之一篇绝妙口供。 李超也不管他，决意要东下，后来她竟到了广州进了几处学堂。她哥哥气得利 害，竟不肯和她通信。六年七月五日，她嫂嫂陈文鸿信上说：……你哥对九少言： “……余之所以不寄信不寄钱于彼者，以妹之不遵兄一句话也。且余意彼在东省未 知确系读书，抑系在客栈住，以信瞒住家人。余断不为彼欺也。”言时声历。…… 嫂思之，计无所出，妹不如暂且归梧，以息家人之怨。……何苦惹家人之怨？…… 又阴历五月十七日函说：……姑娘此次东下，不半年已历数校，以致家人成怒。 而今又欲再觅他校专读中文，嫂恐家人愈怒。……即这几封信，已可看出李超一家 对她的怨恨了。 李超出门后，即不愿回家，家人无可如何，只有断绝她的用费一条妙计。李超 在广州二年，全靠她的嫂嫂陈文鸿，妹夫欧寿松，堂弟惟几，本家李典五，堂姊伯 援宛贞等人私下帮助她的经费。惟几倍上（阴九月三十日）有“弟因寄银与吾姐一 事，屡受亚哥痛责”的话。欧寿松甚至于向别人借钱来供给她的学费，那时李超的 情形，也可想而知了。 李超在广州换了几处学堂，总觉得不满意。那时她的朋友梁惠珍在北京高等女 子师范学校写了几次信去劝她来北京求学。李超那时好像屋里的一个蜜蜂，四面乱 飞，只朝光明的方向走。她听说北京女高师怎样好，自然想北来求学，故把旧作的 文稿寄给梁女士，请她转呈校长方还请求许她插班，后来又托同乡京官说情，方校 长准她来校旁听。但是她到广州，家人还百计阻难，如何肯让她远走北京呢？ 李超起初想瞒住家人，先筹得一笔款子，然后动身。故六年冬天李伯援函说： ……七嫂心爱妹，甫兄防之极严，限以年用百二（十）金为止，……甫嫂灼急异常。 甫嫂许妹之款，经予说尽善言，始犹欣然。伊苟知妹欲行，则诚恐激变初心矣。 后来北行的计划被家人知道了，故她嫂嫂六年十一月七日函说：日前得三姑娘 来信，知姑娘不肯回家，坚欲北行，闻讯之下，不胜烦闷。姑娘此行究有何主旨？ 嫂思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