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扬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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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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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字数:17461更新时间:23/03/02 14: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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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扬州人
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 ——就是扬州人。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特地老远的写信托人来问我。我说两个籍贯 都不算错,但是若打官话,我得算浙江绍兴人。浙江绍兴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从进小学就 填的这个籍贯;直到现在,在学校里服务快三十年了,还是报的这个籍贯。不过绍兴我只去 过两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里除先母外,没一个人会说绍兴话。
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东海就是海州,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我就生在海 州。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将我们接到那里。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只对 海州话还有亲热感,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两年,是住 在万寿宫里。万寿宫的院子很大,很静;门口就是运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 儿。邵伯有个铁牛湾,那儿有一条铁牛镇压着。父亲的当差常抱我去看它,骑它,抚摩它。 镇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记了。只记住在镇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读过书,在那里认识了一个 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儿,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枯树干上说着话, 依依不舍,不想回家。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记得他瘦得很,也许是 肺病罢?
六岁那一年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后来又迎养先祖父和先祖母。父亲曾到江西做过几年 官,我和二弟也曾去过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扬州住着。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没毕 业;读高等小学,毕了业;读中学,也毕了业。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一位黄先生,他 已经过世了。还有陈春台先生,他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教师。这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 楚,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只恨我始终没有将英文学好,愧对这两位老师。还有一位戴子秋 先生,也早过世了,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 的时候。中学毕业,我是十八岁,那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从此就不常在扬州了。
就在十八岁那年冬天,父亲母亲给我在扬州完了婚。内人武钟谦女士是杭州籍,其实也 是在扬州长成的。她从不曾去过杭州;后来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后来因为肺病死在扬州,我 曾为她写过一篇《给亡妇》。我和她结婚的时候,祖父已死了好几年了。结婚后一年祖母也 死了。他们两老都葬在扬州,我家于是有祖茔在扬州了。后来亡妇也葬在这祖茔里。母亲在 抗战前,两年过去,父亲在胜利前四个月过去,遗憾的是我都不在扬州;他们也葬在那祖茔 里。这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她性情好,爱读书,做事负责任,待朋友最好。 已经成人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茔里。我有九个孩子。除第二个女儿 外,还有一个男孩不到一岁就死在扬州;其余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曾在扬州老家住过多少 年。这个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还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里。
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现在亡妻 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 了。但是从前一直马马虎虎的骑在墙上,并且自称浙江人的时候还多些,又为了什么呢?这 一半因为报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还有些别的道理。这些道理第一桩就是籍贯是无 所谓的。那时要做一个世界人,连国籍都觉得狭小,不用说省籍和县籍了。那时在大学里觉 得同乡会最没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来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扬州人,自己却因为浙江籍,不 去参加江苏或扬州同乡会。可是虽然是浙江绍兴籍,却又没跟一个道地浙江人来往,因此也 就没人拉我去开浙江同乡会,更不用说绍兴同乡会了。这也许是两栖或骑墙的好处罢?然而 出了学校以后到底常常会到道地绍兴人了。我既然不会说绍兴话,并且除了花雕和兰亭外几 乎不知道绍兴的别的情形,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认是假绍兴人。那虽然一半是玩笑,可也 有点儿窘的。
还有一桩道理就是我有些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虚 是虚张声势,小气无须举例。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坐包车在街上走,除拉车的 外,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推着跑着。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后来要 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这当然 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扬 州的好处,曾经写过一篇《扬州的夏日》,还有在《看花》里也提起扬州福缘庵的桃花。再 说现在年纪大些了,觉得小气和虚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绝不止是扬州人如此。从前自己常 答应人说自己是绍兴人,一半又因为绍兴人有些戆气,而扬州人似乎太聪明。其实扬州人也 未尝没戆气,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 会,难道还不够“戆”的!绍兴人固然有戆气,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气我讨厌的,不过我不深 知罢了。这也许是阿Q的想法罢?然而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
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不用远说,李斗《扬州画舫录》里的 扬州就够羡慕的。可是现在衰落了,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没精打采的盐商 家就知道。扬州人在上海被称为江北老,这名字总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老在上海是受 欺负的,他们于是学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到了这地步他们可竟会忘其所以的 欺负起那些新来的江北老了。这就养成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战以来许多扬州人来到西 南,大半都自称为上海人,就靠着那一点不三不四的上海话;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也还自 称为上海人。其实扬州人在本地也有他们的骄傲的。他们称徐州以北的人为侉子,那些人说 的是侉话。他们笑镇江人说话土气,南京人说话大舌头,尽管这两个地方都在江南。英语他 们称为蛮话,说这种话的当然是蛮子了。然而这些话只好关着门在家里说,到上海一看,立 刻就会矮上半截,缩起舌头不敢啧一声了。扬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个江北老,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却不愿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 了。况且上海对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绍兴对我也差不多;因为我知道上海虽然也许比知 道绍兴多些,但是绍兴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无干的。然而年纪大起来了,世界 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个故乡。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诗,说“把故乡掉了”。其实他掉了故乡 又找到了一个故乡;他诗文里提到苏州那一股亲热,是可羡慕的,苏州就算是他的故乡了。 他在苏州度过他的童年,所以提起来一点一滴都亲亲热热的,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 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青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 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这样看,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大概差不多罢?这样 看,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 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
1946年9月25日作
(原载1946年10月1日《人物》第1卷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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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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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
夏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远的理想,可并不是空想,他少年时倾向无政府主 义,一度想和几个朋友组织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没有实现。他办教育,也是理想主义的。 最足以表现他的是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那时校长是已故的经子渊先生(亨颐)。但 是他似乎将学校的事全交给了夏先生。是夏先生约集了一班气味相投的教师,招来了许多外 地和本地的学生,创立了这个中学。他给学生一个有诗有画的学术环境,让他们按着个性自 由发展。学校成立了两年,我也去教书,刚一到就感到一种平静亲和的氛围气,是别的学校 没有的。我读了他们的校刊,觉得特别亲切有味,也跟别的校刊大不同。我教着书,看出学 生对文学和艺术的欣赏力和表现力都比别的同级的学校高得多。
但是理想主义的夏先生终于碰着实际的壁了。他跟他的多年的老朋友校长经先生意见越 来越差异,跟他的至亲在学校任主要职务的意见也不投合;他一面在私人关系上还保持着对 他们的友谊和亲谊;一面在学校政策上却坚执着他的主张,他的理论,不妥协,不让步。他 不用强力,只是不合作;终于他和一些朋友都离开了春晖中学。朋友中匡互生等几位先生便 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可是夏先生对办学校从此灰心了。但他对教育事业并不灰心,这是他 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又和一些朋友创办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写作他所专长的国 文科的指导书籍。《中学生杂志》和他的书的影响,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是始终献身于教 育,献身于教育的理想的人。
夏先生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他跟李叔同先生是多年好友。他原是学工的, 他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也许多少受了李先生的影响。他跟李先生有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同事,校长就是经子渊先生。李先生和他都在实践感化教育,的确收了效果;我从受过他 们的教的人可以亲切的看出。后来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师。夏先生和我说过,那时他也 认真的考虑过出家。他虽然到底没有出家,可是受弘一师的感动极大,他简直信仰弘一师。 自然他对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仪式上。他是热情的人,他读《爱的教育》,曾经流了好 多泪。他翻译这本书,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和 宗教打成一片。这也正是他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态度。他爱朋友,爱青年,他关心他们的一 切。在春晖中学时,学生给他一个绰号叫做“批评家”,同事也常和他开玩笑,说他有“支 配欲”。其实他只是太关心别人了,忍不住参加一些意见罢了。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 的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
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1946年7月5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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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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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这半年来同事们和同学们常常谈到“清华精神”。自己虽然不是清华人,但是在校服务 多年,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大的兴趣。有一回和一位同学谈话,曾经假定清华精神是“服 务”。后来和钱伟长先生谈起,他似乎觉得清华精神是“独立的、批评的”,例如清华人到 一个机关服务,往往喜欢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甘心苟同。我承认钱先生的看法,连带着他的 例子,是有理由的。但是关于“服务”,我还请申说一下。
提到“服务”,很容易想到青年会。青年会的服务精神有它的好处和缺点,这里不想讨 论。我所假定的清华的服务精神,跟青年会的不同。为清楚起见,我现在想改为“实干”。 清华毕业生不论旧制新制,在社会的各部门里做中级干部的最多。顾樵先生十多年前说过这 样的话,现在看来大体似乎还是如此。顾先生说这些中级干部是平实的工作者,他们的贡献 虽然是点滴的,然而总起来看也够重大的。钱先生的看法是指出他们的不重世故。这正是为 了重事,要实干,要认真的干。青年人讨厌世故,重实干,虽然程度不同,原是一般的趋 向。不过清华跟都市隔得远些,旧制生出洋五年,更跟中国隔得远些,加上清华学生入学时 一般年岁也许小些,因此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有些人谈清华精神,强调在学时期的爱清洁 守秩序等。乍看这些似乎是小事,可是实在是跟毕业后服务时期的按部就班的实干精神密切 的联系着的。
有人也许觉得这种实干的精神固然很好,不过太强调了这种精神,有时会使人只见树而 不见林。然而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的话,能够一棵树一棵树的修整着,究竟是对林子有帮助的。
1947年4月21日作。
(原载1947年4月27日《清华周刊》复刊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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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满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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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满现状
那一个时代事实上总有许许多多不满现状的人。现代以前,这些人怎样对付他们的“不 满”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头。年头就是时代,世道由于气数,都是机械的必 然;主要的还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这个世道里,这个年头上,怪谁呢!命也是机械 的必然。这可以说是“怨天”,是一种定命论。命定了吃苦头,只好吃苦头,不吃也得吃。 读书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强调那“时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叹,好像“人心不古”才 “时世日非”的。这可以说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为什么会不 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贤者不在位,统治者不好。这是一种唯心的人治 论。可是贤者为什么不在位呢?人们也只会说“天实为之!”这就又归到定命论了。可是读 书人比老百姓强,他们可以做隐士,啸傲山林,让老百姓养着;固然没有富贵荣华,却不至 于吃着老百姓吃的那些苦头。做隐士可以说是不和统治者合作,也可以说是扔下不管。所谓 “穷则独善其身”,一般就是这个意思。既然“独善其身”,自然就管不着别人死活和天下 兴亡了。于是老百姓不满现状而忍下去,读书人不满现状而避开去,结局是维持现状,让统 治者稳坐江山。
但是读书人也要“达则兼善天下”。从前时代这种“达”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 行道,当然要多多少少改变那自己不满别人也不满的现状。可是所谓别人,还是些读书人; 改变现状要以增加他们的利益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于只担个名儿。若是太多照顾 到老百姓,分了读书人的利益,读书人会得更加不满,起来阻挠改变现状;他们这时候是宁 可维持现状的。宋朝王安石变法,引起了大反动,就是个显明的例子。有些读书人虽然不能 得君行道,可是一辈子憧憬着有这么一天。到了既穷且老,眼看着不会有这么一天了,他们 也要著书立说,希望后世还可以有那么一天,行他们的道,改变改变那不满人意的现状。但 是后世太渺茫了,自然还是自己来办的好,那怕只改变一点儿,甚至于只改变自己的地位, 也是好的。况且能够著书立说的究竟不太多;著书立说诚然渺茫,还是一条出路,连这个也 不能,那一腔子不满向哪儿发泄呢!于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这种读书人往往不择 手段,只求达到目的。政府不用他们,他们就去依附权门,依附地方政权,依附割据政权, 甚至于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极端的甚至于甘心去做汉奸,像刘豫、张邦昌那些人。这种失 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群的富贵荣华,没有原则,只求改变,甚至于只求破坏他 们好在混水里捞鱼。这种人往往少有才,挑拨离间,诡计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种权力,才能 发生作用;他们只能做俗话说的“军师”。统治者却又讨厌又怕这种人,他们是捣乱鬼!但 是可能成为这种人的似乎越来越多,又杀不尽,于是只好给些闲差,给些干薪,来绥靖他 们,吊着他们的口味。这叫做“养士”,为的正是维持现状,稳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这里面包括韧性和惰性,虽然很大,却也有个限度。“狗急跳 墙”,何况是人!到了现状坏到怎么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人心浮动,也就是情绪高 涨,老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的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他们不知道怎样改变现状,可是一 股子劲先打破了它再说,想着打破了总有希望些。这种局势,规模小的叫“民变”,大的就 是“造反”。农民是主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在历史上这种“民变”或“造反”并 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给暂时的压下去了,统治阶级的史官往往只轻描淡写的带几句,甚至于 削去不书,所以看来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汉明两代都是农民打出来的天下,老百姓 的力量其实是不可轻视的。不过汉明两代虽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来的,结局却依然是一家一 姓稳坐江山;而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农民的面目,倒去跟读书人一鼻孔出气。老百 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现状,可又复原了现状,改变是很少的。至于权 臣用篡弑,军阀靠武力,夺了政权,换了朝代,那改变大概是更少了罢。
过去的时代以私人为中心,自己为中心,读书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 来的天下还是归于一家一姓,落到读书人的老套里。从前虽然也常说“众擎易举”,“众怒 难犯”,也常说“爱众”,“得众”,然而主要的是“一人有庆,万众赖之”的,“天与人 归”的政治局势,那“众”其实是“一盘散沙”而已。现在这时代可改变了。不论叫“群 众”,“公众”,“民众”,“大众”,这个“众”的确已经表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从前 固然也潜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现在却强大起来,渐渐足以和统治阶级对抗了,而且还要一 天比一天强大。大家在内忧外患里增加了知识和经验,知道了“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渐渐 在扬弃那机械的定命论,也渐渐在扬弃那唯心的人治论。一方面读书人也渐渐和统治阶级拆 伙,变质为知识阶级。他们已经不能够找到一个角落去不闻理乱的隐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 而已经没有地方去做“军师”。他们又不甘心做那被人“养着”的“士”,而知识分子又已 经太多,事实上也无法“养”着这么大量的“士”。他们只有凭自己的技能和工作来“养” 着自己。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 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 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 来动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后改变成什么样子?这真是个空前的危疑震撼的局势,我 们得提高警觉来应付的。
1947年11月3—5日作
(原载1947年《观察》第3卷第18期)
论且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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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且顾眼前
俗语说,“火烧眉毛,且顾眼前。”这句话大概有了年代,我们可以说是人们向来如 此。这一回抗战,火烧到了每人的眉毛,“且顾眼前”竟成了一般的守则,一时的风气,却 是向来少有的。但是抗战时期大家还有个共同的“胜利”的远景,起初虽然朦胧,后来却越 来越清楚。这告诉我们,大家且顾眼前也不妨,不久就会来个长久之计的。但是惨胜了,战 祸起在自己家里,动乱比抗战时期更甚,并且好像没个完似的。没有了共同的远景;有些人 简直没有远景,有些人有远景,却只是片段的,全景是在一片朦胧之中。可是火烧得更大 了,更快了,能够且顾眼前就是好的,顾得一天是一天,谁还想到什么长久之计!可是这种 局面能以长久的拖下去吗?我们是该警觉的。
且顾眼前,情形差别很大。第一类是只顾享乐的人,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人 在抗战中大概是些发国难财的人,在胜利后大概是些发接收财或胜利财的人。他们巧取豪夺 得到财富,得来的快,花去的也就快。这些人虽然原来未必都是贫儿,暴富却是事实。时势 老在动荡,物价老在上涨,傥来的财富若是不去运用或花消,转眼就会两手空空儿的!所谓 运用,大概又趋向投机一路;这条路是动荡的,担风险的。在动荡中要把握现在,自己不吃 亏,就只有享乐了。享乐无非是吃喝嫖赌,加上穿好衣服,住好房子。传统的享乐方式不够 阔的,加上些买办文化,洋味儿越多越好,反正有的是钱。这中间自然有不少人享乐一番之 后,依旧还我贫儿面目,再吃苦头。但是也有少数豪门,凭借特殊的权位,浑水里摸鱼,越 来越富,越花越有。财富集中在他们手里,享乐也集中在他们手里。于是富的富到三十三天 之上,贫的贫到十八层地狱之下。现在的穷富悬殊是史无前例的;现在的享用娱乐也是史无 前例的。但是大多数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能以眼睁睁白供养着这班骄奢淫逸的人尽情的自在 的享乐吗?有朝一日——唉,让他们且顾眼前罢!
第二类是苟安旦夕的人。这些人未尝不想工作,未尝不想做些事业,可是物质环境如此 艰难,社会又如此不安定,谁都贪图近便,贪图速成,他们也就见风使舵,凡事一混了之。 “混事”本是一句老话,也可以说是固有文化;不过向来多半带着自谦的意味,并不以为 “混”是好事,可以了此一生。但是目下这个“混”似乎成为原则了。困难太多,办不了, 办不通,只好马马虎虎,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不能拖就来个偷工减料,只要门面敷衍得 过就成,管它好坏,管它久长不久长,不好不要紧,只要自己不吃亏!从前似乎只有年纪老 资格老的人这么混。现在却连许多青年人也一道同风起来。这种不择手段,只顾眼前,已成 风气。谁也说不准明天的事儿,只要今天过去就得了,何必认真!认真又有什么用!只有一 些书呆子和准书呆子还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死气白赖的规规矩矩的工作。但是战讯接着战 讯,越来越艰难,越来越不安定,混的人越来越多,靠这一些书呆子和准书呆子能够撑得住 吗?大家老是这么混着混着,有朝一日垮台完事。蝼蚁尚且贪生,且顾眼前,苟且偷生,这 心情是可以了解的;然而能有多长久呢?只顾眼前的人是不想到这个的。
第三类是穷困无告的人。这些人在饥饿线上挣扎着,他们只能顾到眼前的衣食住,再不 能够顾到别的;他们甚至连眼前的衣食住都顾不周全,哪有工夫想别的呢?这类人原是历来 就有的,正和前两类人也是历来就有的一样,但是数量加速的增大,却是可忧的也可怕的。 这类人跟第一类人恰好是两极端,第一类人增大的是财富的数量,这一类人增大的是人员的 数量——第二类人也是如此。这种分别增大的数量也许终于会使历史变质的罢?历史上主持 国家社会长久之计或百年大计的原只是少数人;可是在比较安定的时代,大部分人都还能够 有个打算,为了自己的家或自己。有两句古语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这大概是给农民说的。无论是怎样的穷打算,苦打算,能有个打算,总比不能有打算心里舒 服些。现在确是到了人怂没法打算的时候;“一日之计”还可以有,但是显然和从前的“一 日之计”不同了,因为“今日不知明日事”,这“一日”恐怕真得限于一了。在这种局面下 “百年大计”自然更谈不上。不过那些豪门还是能够有他们的打算的,他们不但能够打算自 己一辈子,并且可以打算到子孙。因为即使大变来了,他们还可以溜到海外做寓公去。这班 人自然是满意现状的。第二类人虽然不满现状,却也害怕破坏和改变,因为他们觉着那时候 更无把握。第三类人不用说是不满现状的。然而除了一部分流浪型外,大概都信天任命,愿 意付出大的代价取得那即使只有丝毫的安定;他们也害怕破坏和改变。因此“且顾眼前”就 成了风气,有的豪夺着,有的鬼混着,有的空等着。然而还有一类顾眼前而又不顾眼前的人。
我们向来有“及时行乐”一句话,但是陶渊明《杂诗》说,“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 人”,同是教人“及时”,态度却大不一样。“及时”也就是把握现在;“行乐”要把握现 在,努力也得把握现在。陶渊明指的是个人的努力,目下急需的是大家的努力。在没有什么 大变的时代,所谓“百世可知”,领导者努力的可以说是“百年大计”;但是在这个动乱的 时代,“百年”是太模糊太空洞了,为了大家,至多也只能几年几年的计划着,才能够踏实 的努力前去。这也是“及时”,把握现在,说是另一意义的“且顾眼前”也未尝不可;“且 顾眼前”本是救急,目下需要的正是救急,不过不是各人自顾自的救急,更不是从救急转到 行乐上罢了。不过目下的中国,连几年计划也谈不上。于是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就先 从一般的把握现在下手。这就是努力认识现在,暴露现在,批评现在,抗议现在。他们在试 验,难免有错误的地方。而在前三类人看来,他们的努力却难免向着那可怕的可忧的破坏与 改变的路上去,那是不顾眼前的!但是,这只是站在自顾自的立场上说话,若是顾到大家, 这些人倒是真正能够顾到眼前的人。
1947年12月25日作
(原载1948年1月17日《独立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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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波女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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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波女医师
刘云波是成都的一位妇产科女医师,在成都执行医务,上十年了。她自己开了一所宏济 医院,抗战期中兼任成都中央军校医院妇产科主任,又兼任成都市立医院妇产科主任。胜利 后军校医院复员到南京,她不能分身前去,去年又兼任了成都高级医事职业学校的校长,我 写出这一串履历,见出她是个忙人。忙人原不稀奇,难得的她决不挂名而不做事;她是真的 忙于工作,并非忙于应酬等等。她也不因为忙而马虎,却处处要尽到她的责任。忙人最容易 搭架子,瞧不起别人,她却没有架子,所以人缘好——就因为人缘好所以更忙。这十年来成 都人找过她的太多了,可是我们没有听到过不满意她的话。人缘好,固然;更重要的是她对 于病人无微不至的关切。她不是冷冰冰的在尽她的责任,尽了责任就算完事;她是“念兹在 兹”的。
刘医师和内人在中学里同学,彼此很要好。抗战后内人回到成都故乡,老朋友见面,更 是高兴。内人带着三个孩子在成都一直住了六年,这中间承她的帮助太多,特别在医药上。 他们不断的去她的医院看病,大小四口都长期住过院,我自己也承她送打了二十四针,治十 二指肠溃疡。我们熟悉她的医院,深知她的为人,她的确是一位亲切的好医师。她是在德国 耶拿大学学的医,在那儿住了也上十年。在她自己的医院里,除妇产科外她也看别的病,但 是她的主要的也是最忙的工作是接生,找她的人最多。她约定了给产妇接生,到了期就是晚 上睡下也在留心着电话。电话来了,或者有人来请了,她马上起来坐着包车就走。有一回一 个并未预约的病家,半夜里派人来请。这家人疏散在郊外,从来没有请她去看过产妇,也没 有个介绍的人。她却毅然的答应了去。包车到了一处田边打住,来请的人说还要走几条田埂 才到那家。那时夜黑如墨,四望无人,她想,该不会是绑票匪的骗局罢?但是只得大着胆子 硬起头皮跟着走。受了这一次虚惊,她却并不说以后不接受这种半夜里郊外素不相知的人家 的邀请,她觉得接生是她应尽的责任。
她的责任感是充满了热情的。她对于住在她的医院里的病人,因为接近,更是时刻的关 切着——老看见她叮嘱护士小姐们招呼这样那样的。特别是那种情形严重的病人,她有时候 简直睡不着的惦记着。她没有结婚,常和内人说她把病人当做了爱人。这决不是一句漂亮 话,她是认真的爱着她的病人的。她是个忠诚的基督徒,有着那大的爱的心,也可以说是 “慈母之心”——我曾经写过一张横披送给她,就用的这四个字。她不忽略穷的病家,住在 她的医院里的病人,不论穷些富些,她总叮嘱护士小姐们务必一样的和气,不许有差别。如 果发觉有了差别,她是要不留情的教训的。街坊上的穷家到她的医院里看病,她常免他们的 费,她也到这些穷人家里去免费接生。对于朋友自然更厚。有一年我们的三个孩子都出疹 子,两岁的小女儿转了猩红热,两个男孩子转了肺炎,那时我在昆明,内人一个人要照管这 三个严重的传染病人。幸而刘医师特许小女住到她的医院里去。她尽心竭力的奔波着治他们 的病,用她存着的最有效的药,那些药在当时的成都是极难得的。小女眼看着活不了,却终 于在她手里活了起来,真是凭空的捡来了一条命!她知道教书匠的穷,一个钱不要我们的。 后来她给我们看病吃药,也从不收一个钱。
我们呢,却只送了“秀才人情”的一幅对子给她,文字是“生死人而肉白骨,保赤子如 拯斯民”,特地请叶圣陶兄写;这是我们的真心话。我们当然感谢她,但是更可佩服的是她 那把病人当做爱人的热情和责任感。
刘医师是遂宁刘万和先生的二小姐。刘老先生手创了成都的刘万和绸布庄,这到现在还 是成都数一数二的大铺子。刘老太太是一位慈爱的勤俭的老太太,她行的家庭教育是健康 的。刘医师敬爱着这两位老人。不幸老太太去世得早,老先生在抗战前一年也去世了,留下 了很多幼小者。刘医师在耶拿大学得了博士学位,原想再研究些时候,这一来却赶着回到家 里,负起了教育弟弟们的重任。她爱弟弟们,管教得却很严。现在弟弟们都成了年,她又在 管着侄儿侄女们了。这也正是她的热情和责任感的表现。她出身在富家,富家出身的人原来 有啬刻的,也有慷慨的,她的慷慨还不算顶稀奇。真正难得的是她那不会厌倦的同情和不辞 劳苦的服务。富家出身的人往往只知道贪图安逸,像她这样给自己找麻烦的人实在少有。再 说一般的医师,也是冷静而认真就算是好,像她这样对于不论什么病人都亲切,恐怕也是凤 毛麟角罢!
1948年3月17日作
(原载1948年5月15日《人物》第3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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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旧书·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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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旧书·毛笔
这几个月,北平的报纸上除了战事、杀人案、教育危机等等消息以外,旧书的危机也是 一个热闹的新闻题目。此外,北平的文物,主要的是古建筑,一向受人重视,政府设了一个 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并且拨过几回不算少的款项来修理这些文物。二月初,这个委员会还 开了一次会议,决定为适应北平这个陪都的百年大计,请求政府“核发本年上半年经费”, 并“加强管理使用文物建筑,以维护古迹”。至于毛笔,多少年前教育部就规定学生作国文 以及用国文回答考试题目,都得用毛笔。但是事实上学生用毛笔的时候很少,尤其是在大都 市里。这个问题现在似乎还是悬案。在笔者看来,文物、旧书、毛笔,正是一套,都是些遗 产、历史、旧文化。主张保存这些东西的人,不免都带些“思古之幽情”,一方面更不免多 多少少有些“保存国粹”的意思。“保存国粹”现在好像已成了一句坏话,等于“抱残守 阙”,“食古不化”,“迷恋骸骨”,“让死的拉住活的”。笔者也知道今天主张保存这些 旧东西的人大多数是些五四时代的人物,不至于再有这种顽固的思想,并且笔者自己也多多 少少分有他们的情感,自问也还不至于顽固到那地步。不过细心分析这种主张的理由,除了 “思古之幽情”以外,似乎还只能说是“保存国粹”;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先民的优良的成 绩,所以才值得保存,也才会引起我们的思念。我们跟老辈不同的,应该是保存只是保存而 止,让这些东西像化石一样,不再妄想它们复活起来。应该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我们明白 这个道理。
关于拨用巨款修理和油漆北平的古建筑,有一家报纸上曾经有过微词,好像说在这个战 乱和饥饿的时代,不该忙着办这些事来粉饰太平。本来呢,若是真太平的话,这一番修饰也 许还可以招揽些外国游客,得些外汇来使用。现在这年头,那辉煌的景象却只是战乱和饥饿 的现实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强烈的讽刺,的确叫人有些触目惊心。这自然是功利的看法,可 是这年头无衣无食的人太多了,功利的看法也是自然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公家用钱,并 没有什么通盘的计划,这笔钱不用在这儿,大概也不会用在那些无衣无食的人的身上,并且 也许还会用在一些不相干的事上去。那么,用来保存古物就也还不算坏。若是真能通盘计 划,分别轻重,这种事大概是该缓办的。笔者虽然也赞成保存古物,却并无抢救的意思。照 道理衣食足再来保存古物不算晚;万一晚了也只好遗憾,衣食总是根本。笔者不同意过分的 强调保存古物,过分的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但是“加强管理使用文物建筑,以维护古 迹”,并不用多花钱,却是对的。
旧书的危机指的是木版书,特别是大部头的。一年来旧书业大不景气。有些铺子将大部 头的木版书论斤的卖出去造还魂纸。这自然很可惜,并且有点儿惨。因此有些读书人出来呼 吁抢救。现在教育部已经拨了十亿元收买这种旧书,抢救已经开始,自然很好。但是笔者要 指出旧书的危机潜伏已经很久,并非突如其来。清末就通行石印本的古书,携带便利,价钱 公道。这实在是旧书的危机的开始。但是当时石印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说是错字多,固 然,主要的还在缺少那古色古香。因此大人先生不屑照顾。不过究竟公道,便利,又不占书 架的地位,一般读书人,尤其青年,却是乐意买的。民国以来又有了影印本,大部头的如 《四部丛刊》,底本差不多都是善本,影印不至于有错字,也不缺少古色古香。这个影响旧 书的买卖就更大。后来《四部丛刊》又有缩印本,古气虽然较少,便利却又加多。还有排印 本的古书,如《四部备要》、《万有文库》等,也是方便公道。又如《国学基本丛书》,照 有些石印本办法,书中点了句,方便更大。抗战前又有所谓“一折八扣书”,排印的错误并 不太多,极便宜,大量流通,青年学生照顾的不少。比照抗战期中的土纸本,这种一折八扣 书现在已经成了好版了。现在的青年学生往往宁愿要这种排印本,不要木刻本;他们要方 便,不在乎那古色古香。买大部书的人既然可以买影印本或排印本,买单部书的人更多乐意 买排印本或石印本,技术的革新就注定了旧书的没落的运命!将来显微影片本的书发达了, 现在的影印本排印本大概也会没落的罢?
至于毛笔,命运似乎更坏。跟“水笔”相比,它的不便更其显然。用毛笔就得用砚台和 墨,至少得用墨盒或墨船(上海有这东西,形如小船,不知叫什么名字,用墨膏,装在牙膏 似的筒子里,用时挤出),总不如水笔方便,又不能将笔挂在襟上或插在袋里。更重要的, 毛笔写字比水笔慢得多,这是毛笔的致命伤。说到价钱,毛笔连上附属品,再算上用的时期 的短,并不见得比水笔便宜好多。好的舶来水笔自然很贵,但是好的毛笔也不贱,最近有人 在北平戴月轩就看到定价一千多万元的笔。自然,水笔需要外汇,就是本国做的,材料也得 从外国买来,毛笔却是国产;但是我们得努力让水笔也变成国产才好。至于过去教育部规定 学生用毛笔,似乎只着眼在“保存国粹”或“本位文化”上;学生可并不理会这一套,用水 笔的反而越来越多。现代生活需要水笔,势有必至,理有固然,“本位文化”的空名字是抵 挡不住的。毛笔应该保存,让少数的书画家去保存就够了,勉强大家都来用,是行不通的。 至于现在学生写的字不好,那是没有认真训练的原故,跟不用毛笔无关。学生的字,清楚整 齐就算好,用水笔和毛笔都一样。
学生不爱讲究写字,也不爱读古文古书——虽然有购买排印本古书的,可是并不太多。 他们的功课多,事情忙,不能够领略书法的艺术,甚至连写字的作用都忽略了,只图快,写 得不清不楚的叫人认不真。古文古书因为文字难,不好懂,他们也觉着不值得费那么多功夫 去读。根本上还是由于他们已经不重视历史和旧文化。这也是必经的过程,我们无须惊叹。 不过我们得让青年人写字做到清楚整齐的地步,满足写字的基本作用,一方面得努力好好的 编出些言文对照详细注解的古书,让青年人读。历史和旧文化,我们应该批判的接受,作为 创造新文化的素材的一部,一笔抹煞是不对的。其实青年人也并非真的一笔抹煞古文古书, 只看《古文观止》已经有了八种言文对照本,《唐诗三百首》已经有了三种(虽然只各有一 种比较好),就知道这种书的需要还是很大——而买主大概还是青年人多。所以我们应该知 道努力的方向。至于书法的艺术和古文古书的专门研究,留给有兴趣的少数人好了,这种人 大学或独立学院里是应该培养的。
连带着想到了国画和平剧的改良,这两种工作现在都有人在努力。日前一位青年同事和 我谈到这两个问题,他觉得国画和平剧都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成了定型,用不着改良,也 无从改良;勉强去改良,恐怕只会出现一些不今不古不新不旧的东西,结果未必良好。他觉 得民间艺术本来幼稚,没有得着发展,我们倒也许可以促进它们的发展;像国画和平剧已经 到了最高峰,是该下降,该过去的时候了,拉着它们恐怕是终于吃力不讨好的。照笔者的意 见,我们的新文化新艺术的创造,得批判的采取旧文化旧艺术,士大夫的和民间的都用得 着,外国的也用得着,但是得以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为主。改良恐怕不免让旧时代拉着,走 不远,也许压根儿走不动也未可知。还是另起炉灶的好,旧料却可以选择了用。
应该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
1948年3月12、13日作。
(原载1948年3月31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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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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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行通信
在北平整整待了三年半,除去年冬天丢了一个亲人是一件不可弥补的损失外,别的一 切,感谢——照例应该说感谢上苍或上帝,但现在都不知应该说谁好了,只好姑且从阙吧— —总算平平安安过去了。这三年半是中国多事的时候,但是我始终没离开北平一步,也总算 是幸福了,虽然我只想到了个人。
在我,也许可以说在我们这一些人吧,北平实在是意想中中国唯一的好地方。几年前周 启明先生就写过,北平是中国最好的居住的地方,孙春台先生也有《北平乎》一文,称颂北 平的好处:这几年时代是大变了,但是我的意见还是和他们一样。一个地方的好处,也和一 个人一件东西的相同,平时不大觉得,到离开或丢失时,便一桩桩一件件分明起来了。我现 在来说几句北平的好话,在你们北平住着的,或者觉得可笑,说我多此一举吧?
北平第一好在大。从宫殿到住宅的院子,到槐树柳树下的道路。一个北方朋友到南方去 了回来,说他的感想:“那样天井我受不了!”其实南方许多地方的逼得人喘不出气儿的街 道,也是北平生人受不了的。至于树木,不但大得好,而且也多得好;有人从飞机上看,说 北平只是一片绿。一个人到北平来住,不知不觉中眼光会宽起来,心胸就会广起来;我常想 小孩子最宜在北平养大,便是为此。北平之所以大,因为它做了几百年的首都;它的怀抱里 拥有各地各国的人,各色各样的人,更因为这些人合力创造或输入的文化。上海也是五方杂 处的都会,但它仅有工商业,我们便只觉得繁嚣,恶浊了。上海人有的是聪明,狡猾;但宽 大是他们不懂得的。
北平第二好在深。我们都知道北平书多。但是书以外,好东西还多着。如书画,铜器, 石刻,拓片,乃至瓷器,玉器等,公家收藏固已很丰富,私人搜集,也各有专长;而内阁大 库档案,是极珍贵的近代史料,也是尽人皆知的。中国历史,语言,文学,美术的文物荟萃 于北平;这几项的人才也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北平的深,在最近的将来,是还不可测的。胡 适之先生说过,北平的图书馆有这么多,上海却只有一个,还不是公立的。这也是北平上海 重要的不同。
北平第三好在闲。假如上海可说是代表近代的,北平便是代表中古的。北平的一切总有 一种悠然不迫的味儿。即如电车吧,在上海是何等地风驰电掣,有许多人上下车都是跳的。 北平的车子在宽阔的路上走着,似乎一点也不忙。晚九点以后,确是走得快起来了;但车上 已只剩疏朗朗的几个人,像是乘汽车兜风一般,也还是一点不觉忙的——有时从东长安街槐 林旁驰过,茂树疏灯相掩映着,还有些飘飘然之感呢。北平真正的闲人其实也很少,但大家 骨子里总有些闲味儿。我也喜欢近代的忙,对于中古的闲却似乎更亲近些。但这也许就因为 待在北平大久的缘故吧。
写到这里看看,觉得自己似乎将时代忘记了。我所称赞的似乎只是封建的遗存,是“布 尔”或小“布尔”的玩意儿;而现在据说非“普罗”起来不可,这可有点儿为难。我实在爱 北平,我所爱的北平是如上面说的。我没有或不能“获得”“普罗”的“意识形态”,我也 不能“克服”我自己;结果怕只该不说话或不说真话。不说话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说 话大约在现在也还不能就算罪过吧;至于撒谎,则我可以宛转地说,“我还没有那种艺 术”,或干脆地说,“我还没有那种勇气!”好在我这通信是写给一些朋友的,让他们看我 的真话,大约是还不要紧的。
我现在是一个人在北平,这回是回到老家去。但我一点不觉着是回家,一切都像出门作 客似的。北平已成了我精神上的家,没有走就想着回来;预定去五个礼拜,但想着南方的天 井,潮湿,和蚊子,也许一个月就回来了。说到潮湿,我在动身这一天,却有些恨北平。每 年夏季,北平照例是要有几回大雨的,往往连下几天不止。前些日子在一个宴会里,有人问 我到什么地方避暑去;我回答说要到上海去;他知道上海不是避暑的地方。我却知道他是需 要避暑的,就问,是北戴河么?他答应了之后,说:北平太热了,而且照例的雨快要来了, 没有意思!我当时大约说了“是”,但实在并不知道北平夏天的雨究竟怎样没有意思!我去 年曾坐在一间大屋中看玻璃帘外的夏雨,又走到廊下看院中的流水,觉得也还有些意思的。 但这回却苦坏了我。不先不后,今夏的雨期恰在我动身这天早晨起头!那种滂沱不止的雨, 对于坐在大屋中的我也许不坏,但对于正要开始已生疏了的旅行生活的我,却未免是一种虐 政了。我这样从西郊淋进了北平城,在恨恨中睡了一觉。醒来时雨到住了,我便带着这些阴 郁的心情搭早车上天津来了。
七月十日,天津丸中。
某君南去时,我请他写点通信来,现在以付此“草”,希望“源源”而来。他赶大暑中 往江南去,将以受了热而怪张怪李,却难说。此文对于北平,虽怀恋的成分多,颇有相当的 平允的。惟末段引需要避暑的某君的话,咒诅北平的雨,却未必尽然。我以为不如咒诅香炉 灰式的道路。
七月十九日平记。
(原载1930年7月28日《骆驼草》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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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行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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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行杂记
前些日子回南方去,曾在“天津丸”中写了一篇通信,登在本《草》上。后来北归时, 又在“天津丸”上写了一篇,在天津东站亲手投入邮筒。但直到现在,一个月了,还不见寄 到,怕是永不会寄到的了。我一点不敢怪邮局,在这个年头儿;我只怪自己太懒,反正要回 到北平来,为什么不会亲手带给编辑人,却白费四分票,“送掉”一封虽不关紧要倒底是亲 手一个字种种种写出的信呢?
我现在算是对那封信绝了望,于是乎怪到那“通信”两个字,而来写这个“杂记”。那 封信仿佛说了一些“天津丸”
中的事,这里是该说青岛了。
我来去两次经过青岛。船停的时间虽不算少却也不算多,所以只看到青岛的一角;而我 们上岸又都在白天,不曾看到青岛的夜——听说青岛夏夜的跳舞很可看,有些人是特地从上 海赶来跳舞的。
青岛之所以好,在海和海上的山。青岛的好在夏天,在夏天的海滨生活;凡是在那一条 大胳膊似的海滨上的,多少都有点意思。而在那手腕上,有一间“青岛咖啡”。这是一间长 方的平屋,半点不稀奇,但和海水隔不几步,让你坐着有一种喜悦。这间屋好在并不像 “屋”,说是大露台,也许还贴切些。三面都是半截板栏,便觉得是海阔天空的气象。一溜 儿满挂着竹帘。这些帘子卷着固然显得不寂寞,可是放着更好,特别在白天,我想。隔着竹 帘的海和山,有些朦胧的味儿;在夏天的太阳里,只有这样看,凉味最足。自然,黄昏和月 下应该别有境界,可惜我们没福受用了。在这里坐着谈话,时时听见海波打在沙滩上的声 音,我们有时便静听着,抽着烟卷,瞪着那袅袅的烟儿。谢谢C君,他的眼力不坏,第一次 是他介绍给我这个好地方。C君又说那里的侍者很好,不像北平那一套客气,也不像上海那 一套不客气。但C君大概是熟主顾又是山东人吧,我们第二次去时,他说的那一套好处便满 没表现了。
我自小就听人念“江无底,海无边”这两句谚语,后来又读了些诗文中海的描写;我很 羡慕海,想着见了海定要吃一惊,暗暗叫声“哎哟”的。哪知并不!在南方北方乘过上十次 的海轮,毫无发现海的伟大,只觉得单调无聊,即使在有浪的时候。但有一晚满满的月光照 在船的一面的海上,海水黑白分明,我们在狭狭一片白光里,看着船旁浪花热闹着,那是不 能忘记的。而那晚之好实在月!这两回到青岛,似乎有些喜欢海起来了。可是也喜欢抱着的 山,抱着的那只大胳膊,也喜欢“青岛咖啡”,海究竟有限的。海自己给我的好处,只有海 水浴,那在我是第一次的。
去时过青岛,船才停五点钟。我问C君,“会泉(海浴处)怎样?”他说,“看‘光腚 子’?穿了大褂去没有意思!”从“青岛咖啡”出来时,他掏出表来看,说:“光腚子给你 保留着回来看罢。”但我真想洗个海水澡。一直到回来时才洗了。我和S君一齐下去,W君 有点怕这个玩意,在饭店里坐着喝汽水。S君会游泳走得远些,我只有浅处练几下。海水最 宜于初学游泳的,容易浮起多了。更有一桩大大的妙处,便是浪。浪是力量,我站着踉跄了 好几回;有一回正浮起,它给我个不知道冲过来了,我竟吃了惊,茫然失措了片刻,才站起 来。这固然可笑,但是事后真得劲儿!好些外国小孩子在浪来时,被滚滚的白花埋下去,一 会儿又笑着昂起头向前快快游着;他们倒像和浪是好朋友似的。我们在水里呆了约莫半点 钟,我和S君说,“上去吧,W怕要睡着了。”我们在沙滩上躺着。C君曾告诉我,浴后仰 卧在沙滩上,看着青天白云,会什么都不愿想。沙软而细,躺着确是不错;可恨我们去的时 候不好,太阳正在头上,不能看青天白云,只试了一试就算了。
除了海,青岛的好处是曲折的长林。德国人真“有根”,长林是长林,专为游览,不许 造房子。我和C君乘着汽车左弯右转地绕了三四十分钟,车夫说还只在“第一公园”里。C 君说,“长着哪!”但是我们终于匆匆出来了。这些林子延绵得好,幽曲得很,低得好,密 得好;更好是马路随山高下,俯仰不时,与我们常走的“平如砥,直如矢”的迥乎不同。青 岛的马路大都如此;这与“向‘右’边走”的马路规则,是我初到青岛时第一个新鲜的印象。
C君说福山路的住屋,建筑安排得最美,但我两次都未得走过。至于崂山,胜景更多, 也未得去;只由他指给我看崂山的尖形的峰。现在想来,颇有“山在虚无缥缈间”之感了。
九月十三日夜
(原载1930年9月22日《骆驼草》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