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车与斩决

胡适之先生在上海演说，说中国还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胡先生的演说连《顺天时报》的日本人都佩服了，其不错盖无疑了，但我怀疑，人力车真是这样的野蛮，不文明么？工业的血汗榨取，肉眼看不出，也就算了，卖淫，似乎也不比拉人力车文明罢，大家却都容许，甚至不容许人力车的文明国还特别容许这种事业，这是怎的？常见北京报载妇人因贫拉洋车，附以慨叹，但对于妇女去卖淫并不觉得诧异，在替敝国维持礼教的日本《顺天时报》第五板上还天天登着什么“倾国倾城多情多义之红喜”等文字，可见卖淫又是与圣道相合——不，至少是不相冲突了。这一点可真叫人胡涂住了，我希望胡先生能够赐以解决。 江浙党狱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传闻的罗织与拷打或者是“共党”的造谣，但杀人之多总是确实的了。以我贫弱的记忆所及，《青天白日报》记者二名与逃兵一同斩决，清党委员到甬斩决共党二名，上海枪决五名姓名不宣布，又枪决十名内有共党六名，广州捕共党一百十二人其中十三名即枪决，……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我仿佛记得斩决这一种刑法是大清朝所用的，到了清末假维新的时候似乎也已废除，——这有点记不大清楚，但在孙中山先生所创造的民国，这种野蛮的刑法总是绝对没有，我是可以保证的。我想，人力车固然应废，首亦大可以不斩；即使斩首不算不文明，也未必足以表示文明罢。昔托尔斯泰在巴黎见犯人身首异处的刹那，痛感一切杀人之非，胡先生当世明哲，亦当有同感，唯惜杀人虽常有，究不如人力车之多，随时随地皆是耳，故胡先生出去只见不文明的人力车而不见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斩首，此吾辈不能不甚以为遗恨者也。 尤奇者，去年一月中吴稚晖先生因为孙传芳以赤化罪名斩决江阴教员周刚直，大动其公愤，写了《恐不赤，染血成之欤？》一文，登在北京报上；这回，吴先生却沉默了。我想他老先生或者未必全然赞成这种杀法罢？大约因为调解劳资的公事太忙，没有工夫再来管这些闲事罢？——然而奇矣。 （十六年七月） 诅咒 《古城周刊》第二期短评里说前此天津要处决几个党案的犯人，轰动了上万的人在行刑地点等候着看热闹，而其主要原因则因为其中有两个是女犯。短评里还引了记者在路上所听见的一段话： 甲问，“你老不是也上上权仙去看出红差吗？” 乙答，“是呀，听说还有两个大娘们啦，看她们光着膀子挨刀真有意思呀。” 这实在足以表出中国民族的十足野蛮堕落的恶根性来了！我常说中国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杀，最凶残而又卑怯的。——这个，我不愿外国流氓来冷嘲明骂，我自己却愿承认；我不愿帝国主义者说支那因此应该给他们去分吃，但我承认中国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我因此觉得孙中山其实迂拙得可以，而口讲三民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以为民众是在我这一边的各派朋友们尤为其愚不可及，——他们所要求于你们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看光着膀子挨刀很有意思！ （十六年九月） 怎么说才好 十九日《世界日报》载六日长沙通讯，记湘省考试共产党员详情，有一节云： “有邬陈氏者，因其子系西歪（青年共产党）的关系，被逮入狱，作‘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论’，洋洋数千言，并首先交卷，批评马克司是一个病理家，不是生理家外，并于文后附志略历。……各当道因赏其文，怜其情，将予以宽释。” 原来中国现在还适用族诛之法，因一个初中一年级生是CY的关系，就要逮捕其母。湖南是中国最急进的省分，何以连古人所说的“罪人不孥”这句老生常谈还不能实行呢？我看了这节新闻实在连游戏话都不会说了，只能写得这两行极迂阔极无聊的废话，——我承认，这是我所说过的最没有意思的废话，虽然还有些听南来的友人所讲的东南清党时的虐杀行为我连说废话的勇气都没有了。这些故事压在我的心上，我真不知怎样说才好，只觉得小时候读李小池的《思痛记》时有点相像。 偶阅陈锦《补勤诗存》卷五东南壬申新乐府之十五《青狸奴》一篇，有云：“谁知造物工施报，于今怕说官兵到，无分玉石付昆炎，逢人一样供颠倒。天生佳丽独何辜，暮暮朝朝忍毒痡，妇女明知非党恶，可堪天罚戮妻孥！”陈君为先祖业师，本一拘谨老儒，以孝廉出为守令，而乃同情于附逆妇女，作此“冤死节也”之乐府，末云，“天心厌乱怜娇小，落花满地罡风扫，二千余人同死亡，（原注，金陵贼败，同时自尽妇女二千余人，）国殇无算哀鸿少。”诗虽不佳，但其论是非不论顺逆之仁恕的精神却是甚可佩服。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仿佛中国人不以杀人这件事当作除害的一种消极的手段，（倘若这是有效，）却就把杀人当作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别国人我也不能保证他们必不如此，但我相信这在中国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重，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决不是别的帝国主义等的关系，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其实，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自然是很危险的，对于有些人的沉默也很可以谅解，而且，就是我们本来也何必呢？从前非宗教大同盟风靡一世的时候，我本不是什么教徒，只觉得这种办法不很对，说了几句闲话，结果是犯了众怒，被乱骂一通，还被共产派首领称为资本主义的走狗！这回的说闲话，差不多也要蹈前回的覆辙，《新锋》上有居庸关外的忠实同志已经在那里通信说这是赤化了，吓得山叔老人赶紧爬下火山去，是的，我们也可以看个样，学个乖，真的像瓶子那样地闭起嘴来罢！火山之上是危险的，那么站到火山之下来罢，虽然喷起火来是一样的危险，总比站在山上要似乎明哲一点？听说中国有不知七十二呢还是八十一个旧火山，站来站去总避不开他们的左近，不过只要不去站在山顶上就算好了罢。怎么说才好？不说最好：这是一百分的答案。但不知道做得到否，这个我自己还不能定，须得去东安市场找那学者们所信用的问心处去问他一问才好。喔，尾巴写得这样长了，“带住”罢。 十六年九月二十日，于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