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

半农前天因为“老实说了”，闯下了弥天大祸，我以十年老友之谊很想替他排解排解，虽然我自己也闯了一点小祸，因为我如自由批评家所说“对于我等青年创作青年思想则绝口不提”。夫不提已经有罪，何况半农乃“当头一棒”而大骂乎？然则半农之罪无可逭已不待言，除静候自由批评之节钺（“Fasces”）降临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排解又有什么用处？我写这几句话，只是发表个人的意见，对于半农的老实说略有所批评或是劝告罢了。 《老实说了吧》的这一张副刊，看过后搁下，大约后来包了什么东西了，再也找不着，好在半农在《为免除误会起见》里已经改正前篇中不对的话句，将内容重新写出，现在便依照这篇来说，也就可以罢。半农的五项意见，再简单地写出来，就是这样： 一，要读书。 二，书要整本的读。 三，做文艺要下切实的工夫。 四，态度要诚实。 五，批评要根据事实。 对于这五项的意见我别无异议，觉得都可以赞成。但是，我对于半农特地费了好些气力，冒了好些危险去提出这五条议案来的这一件事，实在不能赞成。第一，这些“老生常谈”何必再提出来？譬如“读书先要识字”，“吃饭要细嚼”等等的话，实在平凡极了，虽然里边含着一定的道理，不识字即不能读书，狼吞虎咽地吃便要不消化，证据就在眼前，但把这种常识拿出来丁宁劝告，也未免太迂了。第二，半农说那一番话的用意我不很能够了解。难道半农真是相信“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加上博士的头衔”应该有指导（或提携）青年的义务？而且更希望这些指导有什么效力么？大学教授也只是一种职业，他只是对于他所担任的学科与学生负有责任，此外的活动全是个人的兴趣，无论是急进也好缓进也好，要提携青年也好不提携也好，都是他的自由，并没有规定在聘任书上。至于博士，更是没有关系，这不过是一个名称，表示其人关于某种学问有相当的成绩，并不像凡属名为“儿子”者例应孝亲一样地包含着一种意义，说他有非指导青年不可的义务。我想，半农未必会如此低能，会这样地热心于无聊的指导。还有一层，指导是完全无用的。倘若有人相信鼓励会于青年有益，这也未免有点低能，正如相信骂倒会于青年有害一样。一个人到了青年（十五至二十五岁），遗传，家庭学校社会，已经把他安排好了，任你有天大的本领，生花的笔和舌头，不能改变得他百分之一二，就是他改变得五厘一分，这也还靠他本来有这个倾向，不要以为是你训导的功劳。基督教无论在西洋传了几百年之久，结果却是无人体会实行，只看那自称信奉耶教的英国的行为，五卅以来的上海，沙基，万县，汉口各地的蛮行，可以知道教训的力量是怎么地微弱，或者简直是没有力量。所以高谈圣道之人固然其愚不可及，便是大吹大擂地讲文学或思想革命，我也觉得有点迂阔，蒋观云咏卢骚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即是这种迂阔思想的表现。半农未必有这样的大志吧，去执行他教授博士的指导青年的天职？那么，这一番话为什么而说的呢？我想，这大约是简单地发表感想而已。以一个平常人的资格，看见什么事中意什么事不中意，便说一声这个好那个不好，那是当然的。倘若有人不以为然，让他不以为然罢了，或者要回骂便骂一顿，这是最“素朴与真诚”的办法。半农那篇文如专为发表感想，便应该这样做，没有为免除误会起见之必要，因为误会这东西是必不能免除，而且照例是愈想免除反愈加多的。总之，我对于半农的五项意见是有同感的，至于想把这个当作什么供献，我以为未免有迂夫子气；末了想请大家来讨论解决，则我觉得实在是多此一举。 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夜。 致溥仪君书 溥仪先生： 听我的朋友胡适之君说，知道你是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并且在两年前“就说要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思想也是颇开通的。我有几句话早想奉告，但是其时你还是坐在宫城里下上谕，我又不知道写信给皇帝们是怎样写的，所以也就搁下；现在你已出宫了，我才能利用这半天的工夫写这一封信给你。 我先要跟着我的朋友钱玄同君给你道贺，贺你这回的出宫。这在你固然是偿了宿愿，很是愉快，在我们也一面满了革命的心愿，一面又消除了对于你个人的歉仄。你坐在宫城里，我们不但怕要留为复辟的种子，也觉得革命事业因此还未完成；就你个人而言，把一个青年老是监禁在城堡里，又觉得心里很是不安。张国焘君住在卫戍司令部的优待室里，陈独秀君住在警察厅的优待室里，章太炎先生被优待在钱粮胡同，每月有五百元的优待费，但是大家千辛万苦的营救，要放他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所要者是身体与思想之自由，并非“优待”，——被优待即是失了自由了。你被圈禁在宫城里，连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的自由都没有，我们虽然不是直接负责，听了总很抱歉，现在你能够脱离这种羁绊生活，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我们实在替你喜欢，而且自己也觉得心安了。 我很赞成钱君的意见，希望你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毕业大学后再往外国留学。但我还有特别的意见，想对你说的，便是关于学问的种类的问题。据我的愚见，你最好是往欧洲去研究希腊文学。替别人定研究的学科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与本人的性质与志趣未必一定相合，但是我也别有一种理由，说出来可以当作参考。中国人近来大讲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然而专门研究某一种文化的人终于没有，所以都说的不得要领。所谓西方文化究竟以那一国为标准，东方文化究竟是中国还是印度为主呢？现代的情状固然重要，但是重要的似乎在推究一点上去，找寻他的来源。我想中国的，印度的，以及欧洲之根源的希腊的文化，都应该有专人研究，综合他们的结果，再行比较，才有议论的可能。一切转手的引证全是不可凭信。研究东方文化者或者另有适当的人，至于希腊文化我想最好不如拜托足下了。文明本来是人生的必要的奢华，不是“自手至口”的人们所能造作的，我们必定要有碗够盛酒肉，才想到在碗上刻画几笔花，倘若终日在垃圾堆上拣煤粒，那有工夫去做这些事。希腊的又似乎是最贵族的文明，在现在的中国更不容易理解。中国穷人只顾拣煤核，阔人只顾搬钞票往外国银行里存放，知识阶级（当然不是全体）则奉了群众的牌位，预备作“应制”的诗文；实质上是可吃的便是宝物，名目上是平民的便是圣旨，此外都不值一看。这也正是难怪的，大家还饿鬼似的在吞咽糟糠，那里有工夫想到制造“嘉湖细点”，更不必说吃了不饱的茶食了。设法叫大家有饭吃诚然是亟应进行的事，一面关于茶食的研究也很要紧，因为我们的希望是大家不但有饭而且还有能赏鉴茶食的一日。想到这里，我便记起你来了，我想你至少该有了解那些精美的文明的可能，——因为曾做过皇帝。我决不是在说笑话。俗语云，“做了皇帝想成仙”，制造文明实在就是求仙的气分，不过所成者是地仙，所享者是尘世清福而已，这即是希腊的“神的人”的理想了。你正式的做了三年皇帝，又非正式做了十三年，到现在又愿意取消帝号，足见已饱厌南面的生活，尽有想成仙的资格，我劝告你去探检那地中海的仙岛，一定能够有很好的结果。我想你最好在英国或德国去留学，随后当然须往雅典一走，到了学成回国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介绍你到北京大学来担任（或者还是创设）希腊文学的讲座。 末了我想申明一声，我当初是相信民族革命的人，换一句话即是主张排满的，但辛亥革命——尤其是今年取消帝号以后，对于满族的感情就很好了，而且有时还觉得满人比汉人更有好处，因为他较有大国民的态度，没有汉人中北方的家奴气与南方的西崽气。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的话，我希望你不会打破我这个幻想罢。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周作人。 这封信才写好，阅报知溥仪君已出奔日本使馆了。我不知道他出奔的理由，但总觉得十分残念。他跟着英国人日本人这样的跑，结果于他没有什么好处，——只有明白的汉人（有辫子的不算）是满人和他的友人，可惜他不知道。希望他还有从那些人的手里得到自由的日子，这封信仍旧发表。在别一方面，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对于中国的幸灾乐祸是无怪的，我们何必空口同他们讲理呢？我们已经打破了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 十二月一日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