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小说是在《彷徨》里边，题目便叫作“弟兄”。

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又为风吹少头痛，服规那丸四个。 九日，晴，风。上午不出门。 十一日，阴，风。上午服补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又吐。 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乞诊，云是感冒。 十三日，晴。下午请德国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 十六日，晴。下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通译。 二十日，晴。下午招匠来剪发。 廿一日，晴，风。上午写日记，自十二日起未写，已阅二星期矣。下午以小便请医院检查，云无病，仍服狄博尔药。 廿八日，晴。下午得丸善十五日寄小包，内梭罗古勃及库普林小说集各一册。 我们根据了前面的日记，再对于本文稍加说明。小说中所称“同兴公寓”，那地方即是绍兴县馆，但是那高吟白帝城的对面的寓客却是没有的，因为那补树书屋是个独院，南边便是供着先贤牌位的仰蕺堂的后墙。其次，普悌思大夫当然即是狄博尔，据说他的专门是妇科，但是成为北京第一名医，一般内科都看，讲到诊金那时还不算顶贵，大概出诊五元是普通，如本文中所说。请中医来看的事，大概也是实有的，但日记上未写，有点记不清了，本文加上一句“要看你们的家运”的话，这与《朝花夕拾》中陈莲河说的“可有什么冤愆”互为表里，作者遇到中医是不肯失掉机会，不以一矢相加遗的。其三，医生说是疹子，以及检查小便，都是事实，虽然后来想起来，有时也怀疑这恐怕还是猩红热吧。其四，本文中说取药来时收到“索士”寄来的一本《胡麻与百合》，实在乃是两册小说集，后来便译了两篇出来，都登在《新青年》上，其中库普林的《皇帝的公园》要算是顶有意思。本文中说沛君转脸去看窗上挂着的日历，只见上面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这与日记上所记的廿八只是差了一天。 以上是我在“彷徨衍义”中的一节，现在几乎全抄了来，再稍为补充一点儿。当时鲁迅所用的听差即是会馆里的“长班”的儿子，鲁迅送他一个外号曰公子，做事有点麻胡，所以看病的事差不多由他下班后自己来办。现在只举一例，会馆生活很是简单，病中连便器都没有，小便使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放翻，洋铁簸箕上厚铺粗草纸，姑且代用，有好多天都由鲁迅亲自拿去，倒在院子东南角的茅厕去。这似乎是一件琐屑的事，但是我觉得值得记述，其余的事情不再多说也可以了。 此外还有一点，虽然与小说无关，似可附带的一说，便是鲁迅的肯给人家看稿，修改，抄录。对于一般青年朋友，他也是一样，我现在只是根据自己的记忆来说罢了。过去在东京的时候，我们翻译小说卖钱，如《红星佚史》以至《劲草》，又编刊《域外小说集》，所译原稿都由他修正一过，再为誊清。后来在绍兴县馆，我在北大教书的讲义，给《新青年》翻译的小说，也是如此，他总叫起了草先给他一看，又说你要去上课，晚上我给你抄了吧。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久远了，现在似乎也无须再提，可是事有凑巧，前几时在故纸堆中找着了若干页旧稿，乃是《域外小说集》第三册的一部分稿子，这就令我又想起旧事来了。《域外小说集》第二册的末页登有预告，其中一项是匈牙利密克札特的《神盖记》，那时译出了第一卷，经鲁迅修改过，这篇稿这回找了出来了。我们找到了英文译本，又在德国舍耳的《世界文学史》上见到作者的照相，更是喜欢，发心译它出来，可是《域外小说集》第二册以后不能出版，所以这译稿也只有那第一卷。英译原书前年借给了康嗣群君，由他译成中文，沿用原书名字曰“圣彼得的伞”，在上海出版了。这是很可喜的一件事，如今旧译稿第一卷又于无意中发见，不但是《域外小说集》有关的唯一的资料，而且还可以看出鲁迅亲笔的绵密修改的痕迹，更是可以珍重了。原稿寄给上海的唐弢先生，由他转交鲁迅纪念馆，读者当可以看得到吧。 鲁迅与闰土 鲁迅对于故乡农民是颇有情分的，如小说《故乡》里写“闰土”时可见。“闰土”虽是一个典型人物，但所取材，不少来自一个真实的“闰土”。 鲁迅与闰土相识，并不是偶然的。鲁迅是破落大家出身，因为原是大家，旧称读书的“士大夫”，即是知识分子，在地位上与农工大众有若干距离，但是又因为是破落了，这又使得他们有接近的可能。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乡下许多村庄，都是聚族而居的，有如李家庄，全村都是姓李的本家，鲁迅的外婆家所在名叫“安桥头”，可是居民大都是姓鲁的。地主仍然要作威福，但一面于贫富之外还保存着辈分尊卑的区分，尽管身分是雇工，主人方面可是仍要叫他“太公”或是“公公”。鲁迅在外婆家习见这种情形，自己家里又有一种传统的习惯，女人小孩对于雇工在称呼上表示客气，例如“闰土”的父亲名叫章福庆，照例叫他作“庆叔”。这一件是由于祖母蒋老太太的示范，别一方面祖父介孚公虽是翰林出身，做过知县，平时爱骂人，直从昏太后（西太后）呆皇帝（光绪）骂起，绝不留情，可是对做工的人却是相当客气。鲁迅在这样空气中长大，这就使得他可以和做工亲属相处，何况“闰土”本来又是小时候的朋友呢。 “闰土”的父亲章福庆是杜浦村的人，那地方是海边沙地，平常只种杂粮，夏天则种西瓜等物。他本身是个竹工，一面种着地，分一份时间给人家帮忙，在鲁迅家里已经很久了。被鲁迅当作模特儿的“闰土”是他的独子，小名阿水，学名加了一个“运”字上去。浙东运闰二字读音相同，鲁迅小说中便借用了，水则改为同是五行中的一个土字，这便成了“闰土”。这个叫阿水的“闰土”大约比鲁迅要大两三岁，他们初次相见是在前清癸巳（一八九三）年正月，因为曾祖母去世，家中叫“闰土”来帮忙，看守祭器，那时他大概是十五六岁，是一个质朴老实的少年。那时候他给鲁迅讲捕鸟的法子，讲沙地里动物和植物的生活，什么角麂，跳鱼，种种奇异的景物，这在城里人听去，觉得沙地真是异境，非常的美丽。他这时给予鲁迅的第一个印象一直没有磨灭，比别的印象都深。这以后他们见面，至少有记录可考的，乃是庚子（一九〇〇）年的正月，查我的旧日记上记有这样两项： “初六日，晴。下午同大哥及章水登应天塔，至第四级，罡风拂面，凛乎其不可留，遂回。” “初七日，晴。下午至江桥，章水往陶二峰处测字，予同大哥往观之，皆谰语可发噱。”所谓“谰语”至今还是清楚记得，测字人厉声的说，有什么“混沌乾坤，阴阳搭戤，勿可着鬼介来亨著”。末一句用国语意译或可云“别那么活见鬼”，似很严厉的训斥语。当时觉得测字人对顾客这种口气很是可笑，“闰土”听了却并不生气，只是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事隔多年之后这才知道，那时他正在搞恋爱，虽然他已有了妻子，却同村里的一个寡妇要好，结果似乎终于成功，但是同妻子离婚，花了不少的钱，经济大受影响。这是“庆叔”在晚年才对鲁迅的母亲说出来的。那些谰语，鲁迅一直记着，“着鬼介来亨著”一语还常引用，但是那垂头丧气的印象似已逐渐忘记了。 到一九一九年冬末，鲁迅因为搬家北上，回到绍兴去，又会见了“闰土”，他发见了这二十几年的光阴带来了多少的变化！天灾，人祸，剥削，欺凌，使得当年教鲁迅捕鸟，讲海边故事的少年，一变而为衰老，阴沉，麻木，卑屈的人，虽然质朴诚实还是仍旧，这怎能使得《故乡》的作者不感到悲哀呢？那时候我不曾在场，但这情形细细写在那篇小说上，使我也一同感到他的悲哀。《故乡》作于一九二一年，发表在五月号的《新青年》上。不过三十年，中国解放终于成功了。鲁迅与“闰土”未及亲见解放成功，虽是遗憾，但是现在“闰土”的孙子已经长成，在绍兴的鲁迅纪念馆服务，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这里值得报告一下的。 我希望在不远的期间能够往绍兴去走一趟，不但看看故乡在解放后的变化，还可以看看这位“闰土”的孙子，打听一下他们家里过去的情形，在馆里还可以见到一个老朋友，乃是鲁迅母亲时代就在家帮过多年忙的王鹤招，也是很愉快的事。我所觉得高兴的，不但是可以知道他们的近状，因为追怀往事，或者还能记起些遗忘的事情来，给我作回忆文的资料，这也还不至于是完全自私的愿望吧。 （《工人日报》） 鲁迅在南京学堂 鲁迅与南京的关系相当不浅，虽然他在南京只是前后五个年头，比起留学日本的七年来，时间要少些。他于前清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年闰三月十一日从绍兴出发，经过杭州上海，于十七日到了南京。四月初五日写信给家里，说往江南水师学堂考试，作论文一篇，题为“武有七德论”，考取为试习生，将来有缺可补二班。他所进的是水师的管轮班，即是后来所谓轮机科，但是他在那里只留了半年，于十月中回到家里，那时他因为学堂里太是“乌烟瘴气”，已经退了学了。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动身往南京去，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十二月十七日家信附寄功课单一纸回来，可以证明已经考进学校了。至辛丑（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初八日起毕业大考，壬寅（一九〇二）年正月决定派赴日本留学，二月十五日乃离南京赴上海，转往东京去了。 那时前清政府还是用科举取士，考试八股文和试帖诗，知识分子想求“上进”，只有走这一条道，才算是正路，此外如无钱捐官，只好去学幕，做“师爷”去了。学校还全然没有，不过顺了办“江南制造局”的潮流，在南京杭州等处办了几个特殊的“书院”，教授格致等所谓西学，不过还是需要膳费，穷人没法进去，只有关于军事的，因为中国一直说“好男不当兵”，投考的人很少，所以特别不收膳费，而且每月还给津贴，这种机关当然不能称为书院，所以改称“学堂”。鲁迅前后所进的便正是这种学堂，他之所以进去也并不是因为志愿当海陆军人，实在只为的可以免费读书罢了。水师既然是乌烟瘴气，结果只好改考陆师，恰巧其时开办矿路学堂，附设在陆师学堂里面，鲁迅便往那里去报考，论性质本与“格致书院”近似，大概因为附在陆师的缘故吧，名称也就不叫书院而称学堂了。 水师陆师两个学堂都在南京的城北，水师距旧时的仪凤门不远，它有很高的机器厂的烟囱和桅竿，在近地便可望见，从城外进来是在马路的右手。沿着马路前去，前面一处名叫三牌楼，便是陆师学堂所在地，但是从水师往陆师去，中间还有一条便道，要近得不少，只是不能通车而已。水师陆师都是军事学校，校长称为总办，照例是候补道充任，水师既是乌烟瘴气，论理陆师也该相差不远。可是不知怎的，陆师总办比较要好得多，鲁迅在校的后两年，总办俞恪士（名明震）乃是候补道里很开通的人，后来鲁迅对他一直很有敬意，在日记中说及称为“俞师”。现在事隔五十余年，陆师遗址几乎无从查考，水师在国民政府时代闻曾作为海军部官署，恐怕原状也已什不存一了吧。 “十二月二十四日，晴冷。午饭后步行至陆师学堂，道路泥泞，下足为难。同大哥谈少顷，即偕至鼓楼一游，张协和君同去，啜茗一盏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钟矣。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阅《苏报》等，至十二下钟始睡。”这里值得说明的，便是张协和这人。鲁迅在学堂的时候，我去访问，在宿舍内见到同住的人，乃是芮石臣，（原名芮体乾，毕业后改姓名为顾琅，）与张协和（名邦华）。后来派往日本留学，在这三人外加了伍仲文（名崇学），本来是“前五名”，又一个人则如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说，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所以只好中止了。这位张君与鲁迅同班同房间，日本弘文学院同学，浙江两级师范同事，又是教育部同事，直到鲁迅离开北京一直有着交往。张君后来在南京教育部任职，到解放前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他这才离开，回到北京，仍旧住在他的旧址：西城松鹤庵二十六号。他的年纪同鲁迅差不多，前年走来看我，还很是康健。现在知道鲁迅在南京时代的事情的人，住在北京的，大概只有我们两人了吧。我就是不敢去烦扰他，他所知道的鲁迅在学堂的情况，一定要比我多得多了。 （《新华日报》） 鲁迅的笑 鲁迅去世已满二十年了，一直受到人民的景仰，为他发表的文章不可计算，绘画雕像就照相所见，也已不少。这些固然是极好的纪念，但是据个人的感想来说，还有一个角落，似乎表现得不够充分，这便不能显出鲁迅的全部面貌来。这好比是个盾，它有着两面，虽然很有点不同，可是互相为用，不可偏废的。鲁迅最是一个敌我分明的人，他对于敌人丝毫不留情，如果是要咬人的叭儿狗，就是落了水，他也还是不客气的要打。他的文学工作差不多一直是战斗，自小说以至一切杂文，所以他在这些上面表现出来的，全是他的战斗的愤怒相，有如佛教上所显现的降魔的佛像，形象是严厉可畏的。但是他对于友人另有一副和善的面貌，正如盾的向里的一面，这与向外的蒙着犀兕皮的大不相同，可能是为了便于使用，贴上一层古代天鹅绒的里子的。他的战斗是有目的的，这并非单纯的为杀敌而杀敌，实在乃是为了要救护亲人，援助友人，所以那么的奋斗，变相降魔的佛回过头来对众生的时候，原是一副十分和气的金面。鲁迅为了摧毁反革命势力—降魔—而战斗，这伟大的工作，和相随而来的愤怒相，我们应该尊重，但是同时也不可忘记他的别一方面，对于友人特别是青年和儿童那和善的笑容。 我曾见过些鲁迅的画像，大都是严肃有余而和蔼不足。可能是鲁迅的照相大多数由于摄影时的矜持，显得紧张一点，第二点则是画家不曾和他亲近过，凭了他的文字的印象，得到的是战斗的气氛为多，这也可以说是难怪的事。偶然画一张轩眉怒目，正要动手写反击“正人君子”的文章时的像，那也是好的，但如果多是紧张严肃的这一类的画像，便未免有单面之嫌了。大凡与他生前相识的友人，在学校里听过讲的学生，和他共同工作，做过文艺运动的人，我想都会体会到他的和善的一面，多少有过些经验。有一位北京大学听讲小说史的人，曾记述过这么一回事情。鲁迅讲小说到了《红楼梦》，大概引用了一节关于林黛玉的本文，便问大家爱林黛玉不爱？大家回答，大抵都说是爱的吧，学生中间忽然有人询问，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说，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鲁迅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那时他一定回答得很郑重，可是我们猜想在他嘴边一定有一点笑影，给予大家很大的亲和之感。他的文章上也多有滑稽讽刺成分，这落在敌人身上，是一种鞭打，但在友人方面看去，却能引起若干快感。我们不想强调这一方面，只是说明也不可以忽略罢了。本来这两者的成分也并不是平均的，平常表现出来还是严肃这一面为多。我对于美术全是门外汉，只觉得在鲁迅生前，陶元庆给他画过一张像，觉得很不差，鲁迅自己当时也很满意，仿佛是适中的表现出了鲁迅的精神。 （《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