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路

我不是文学者，但是文章我却是时常写的。这二者之间本来没有必然的关系，写不写都是各人的自由，所以我在闲空时胡乱的写几篇，大约也无甚妨碍。我写文章为的是什么呢。以前我曾说过，看旧书以代替吸纸烟，历有年所，那时书价还平，尚可敷衍，现在便有点看不起了，于是以写文章代之，一篇小文大抵只费四五张稿纸，加上笔墨消耗，花钱不多，却可以作一二日的消遣，倒是颇合适的。所写的文章里边并无什么重要的意思，只是随时想到的话，写了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体制，依照《古文辞类纂》来分，应当归到那一类里才好，把剪好的几篇文章拿来审查，只觉得性质夹杂得很，所以姑且称之曰杂文。世间或者别有所谓杂文，定有一种特别的界说，我所说的乃是另外一类，盖实在是说文体思想很夹杂的，如字的一种杂文章而已。 杂文在中国起于何时？这是喜欢考究事物原始的人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却很难回答，虽然还没有像研究男女私通始于何时那么的难，至少在我也是说不上来，只能回答这总是古已有之的吧。自从读书人把架上的书分定为经史子集之后，文章显然有了等级，我们对于经部未敢仰攀，史部则门迳自别，只好在丙丁两等去寻找，大概那杂家的一批人总该与杂文有点渊源，如杂说类中之《论衡》，杂学类中之《颜氏家训》，我便看了很喜欢，觉得不妨我田引水的把他拉了过来，给杂文做门面。古今文集浩如烟海，从何处找得杂文，真有望洋兴叹之感，依照桐城义法的分类，虽是井井有条，却也没有这样的项目，可知儒林文苑两传中人是不写这种文字的了。前几年 阅春在堂集，不意发见了杂文前后共有七编，合计四十三卷，里边固然有不少的好文章，我读了至今佩服，但各样体制均有，大体与一般文集无异，而独自称曰“春在堂杂文”，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曲园先生本是经师，不屑以文人自命，而又自具文艺的趣味，不甘为义法理学所束缚，于是只有我自写我文，不与古文争地位，自序云，体格卑下，殆不可以入集，虽半是谦词，亦具有自信，盖知杂文自有其站得住的地方也。照这样说来，杂文者非正式之古文，其特色在于文章不必正宗，意思不必正统，总以合于情理为准，我在上文说过，文体思想很夹杂的是杂文，现在看来这解说大概也还是对的。 尤西堂《艮斋续说》卷八云，“西京一僧院后有竹园甚盛，士大夫多游集其间，文潞公亦访焉，大爱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许之，数月无耗，僧屡往请，则曰，吾为尔思一佳名未得，姑少待。逾半载，方送榜还，题曰竹轩。妙哉题名，只合如此，使他人为之，则缘筠潇碧为此君上尊号者多矣。”我们现在也正是这样，上下古今的谈了一回之后，还是回过来说，杂文者，杂文也，虽然有点可笑，道理却是不错的。此刻大概不大有人想写收得到《古文释义》里去的文章，结果所能写的也无非是些杂文，各人写得固然自有巧妙不同，然而杂文的方向总是有的，或称之曰道亦无不可，这里所用的路字也就是这个意思。普通所谓道都是唯一的，但在这里却很有不同，重要的是方向，而路则如希腊哲人所说并无御道，只是殊途而同归，因为杂文的特性是杂，所以发挥这杂乃是他的正当的路。现在且分作两点来说，即是文章与思想。中国过去思想上的毛病是定于一尊，一尊以外的固是倒霉，而这定为正宗的思想也自就萎缩，失去其固有的生命，成为泥塑木雕的偶像。现在的挽救方法便在于对症下药，解除定于一尊的办法，让能够思索研究写作的人自己去思想，思想虽杂而不乱，结果反能互相调和，使得更为丰富而且稳定。我想思想怕乱不怕杂，因为中国国民思想自有其轨道，在这范围内的杂正是丰富，由杂多的分子组成起来，变化很不少，而其方向根本无二，比单调的统一更是有意思。唯有脱了轨的，譬如横的或斜的路道，那么这显得要发生冲突，就是所谓乱，当然是不应当奖励的。但是假如思想本是健全的话，遇见这种事情也并不怕，他会得调整成为杂的分子，适宜的予以容纳，只在思想定于一尊而早已萎缩了的国民中间，有如结核菌进了营养不良的身体里边，便将引起纷乱，以至有重大的结果来了。中国向来被称为异端，为正宗的人士所排斥者，有两类思想，一是杨墨，一是二氏。古时候有过孟韩二公竭力嚷嚷过，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事，其实异端之是否真是那么要不得，谁也说不清，至少有些学者便都不大相信。焦理堂在《论语通释》中说得很好，如云： “记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各有所当也。各有所当，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云： “唐宋以后，斥二氏为异端，辟之不遗余力，然于《论语》攻乎异端之文未之能解也。唯圣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贯之。又曰，焉不学，无常师。又曰，无可无不可。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致远恐泥，即恐其执一害道也。惟其异，至于执一，执一由于不忠恕。杨子唯知为我而不知兼爱，墨子唯知兼爱而不知为我，使杨子思兼爱之说不可废，墨子思为我之说不可废，则恕矣，则不执矣。圣人之道，贯乎为我兼爱者也，善与人同，同则不异。执一则人之所知所行与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焦君的意思以为异端只是一端之说，其毛病在于执一害道，圣人能够取其各有所当之各端而贯通之，便头头是道，犹如为我兼爱之合成为仁也。若是对于异端一一加以攻击，即是学了他们的执一害道，变为不恕不仁，反而有害。这个说法我想是很对的，我说思想宜杂，杂则不至于执一，有大同小异的，有相反相成的，只须有力量贯通，便是整个的了。杨墨之事固其一例，若二氏中之老子本是孔子之师，佛教来自外国，而大乘菩萨之誓愿与禹稷精神极相近，法相与禅又为宋儒用作兴奋剂，去构成性理的体系，其实也已消化了，所有攻击不但全是意气，而且显示出不老实。假如我们现今的思想里有一点杨墨分子，加上老庄申韩的分子，贯串起来就是儒家人生观的基本，再加些佛教的大乘精神，这也是很好的，此外又有现代科学的知识，因了新教育而注入，本是当然的事，而且借他来搅拌一下，使全盘滋味停匀，更有很好的影响。讲人文科学的人如有兴趣来收入些希腊，亚剌伯，日本的成分，尤其有意思，此外别的自然也都很多。我自己是喜杂学的，所以这样的想，思想杂可以对治执一的病，杂里边却自有其统一，与思想的乱全是两回事。归结起来说，写杂文的要点第一思想宜杂，即不可执一，所说或极细小，而所见须大，反过来说时，假如思想不够杂，则还不如写正宗文章，庶几事半而功倍也。 预备五张稿纸写文章，只写了第一点时纸已用去十分之九，于是这第二点只好简单的说几句而已。杂文的文章的要点，正如在思想方面一样，也宜于杂，这理由是很显明的，本来无须多说。现在写文章既不用八大家的古文，纯粹方言不但写不出，记录下来也只好通用于一地方，结果自然只好用白话文来写。所谓白话即是蓝青官话，原是南腔北调的，以听得懂写得出为标准，并无一定形式，结果变成一种夹杂的语文，亦文亦白，不文不白，算是贬词固可，说是褒词亦无不可，他的真相本来就是如此。现今写文章的人好歹只能利用这种文体，至少不可嫌他杂，最好还希望能够发挥他的杂，其自然的限度是以能用汉字写成为度。同样的翻回去说一句，思想之杂亦自有其限度，此即是中国人的立场，过此则为乱。 国语文的三类 书架上有一部《宗月锄遗著八种》，寒夜无事，拿下来 看。末了一种是《历代名人选例汇钞》二卷，分录文诗选本例言，卷上有姚鼐《古文辞类纂类例》和曾国藩《求阙斋经史百家杂钞例》，卧读一过，觉得很有意思。《古文辞类纂》是桐城派的圣书，四十多年前在南京学堂里的时候，仪征刘老师为汉文总教习，叫学生制备这部书，用作圭臬，我们官费生买不起的也只好不买，从同学处却也借了来看过一下。不知怎的对于他的印象还不及《古文观止》的好，文章反正差不多，未必辨得出什么好坏，大抵这还是人的印象的反映，方望溪的刻薄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对我们讲义法的人总觉得是一派假道学，不能引起好感，假道学当然只是那时的猜疑，其实客气总是真的。宗君在类例后面加上小注，也说明云： “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云，《类纂》不录唐顺之《广右战功序》，而归震川寿序录至四首，未免可疑，《出师表》仍俗本加前字亦非。吴敏树与人论文书云，今之称桐城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自以古文法脉传之刘海峰，而海峰固受业方望溪者，故其撰《类纂》一书，遂以方刘续震川而以震川续八家，明以古今文统系之己也，云云。是其用心所在，人早有以窥之矣。”这种办法本来也并不是姚姬传发明的，推究上去当然是韩退之，而韩退之则又是学孟子的，读过四书的人大概都能记得。明赵梦白著《笑赞》中有一则云： “唐朝山人殷安尝谓人曰，自古圣人数不过五，伏羲神农周公孔子，乃屈四指。自此之后，无屈得指者。其人曰，老先生是一个。乃屈五指曰，不敢。赞曰，殷安自负是大圣人，而唐朝至今无知之者，想是不会装圣人，若会装时，即非圣人，亦成个名儒。”赵君是道地的贤人，而对于装圣人名儒者如此说法，岂不痛哉。姚君也并不是没有他自己的本领的人，而无端背上去抗了一个方望溪，又加上归震川与韩退之，倒反弄得自己也爬走不动。比较起来，曾君的《经史百家杂钞》要高明得多了。第一，他不装圣人，要和别人争什么文统。第二，他不像别人那样不敢选经文，书名既列有经史，所抄每类以六经冠其端，尊经与否可不必论，总之他是懂得经史都是文章的。第三，分类也较合理。《类纂》分十三类，派里的人遵奉不敢违，那是当然的，但是我们隔教固然莫名其妙，就是同行的文人也不一定赞同。曾君便把他增减为十一类，用在古文上觉得适当，因为分得颇有条理，如删去赠序类，归并颂赞箴铭于词赋之下，附碑志于传志内，都很不错，所增有叙记典志，意思在于看重史书，但又说明后世古文中不多见，此或出于经世家的意见，与一般论文者自稍有不同耳。 上边说了些闲话，仿佛是想来议论古文选本的好歹，其实并不是如此，我所觉得有意思的乃是因了古文的分类而想到我们的国语文的体制。我看《杂钞》的十一类中，只有其一论著，其三序跋，其六书牍，其十一杂记，这四类的文章现在我们能够写，其余的便有点困难，实在也是不大有此需要。例如其二词赋，这就为才力所限，用国语文又难用韵，只好敬谢不敏，其四五诏令奏议，现已不用，其七八哀祭传志，虽尚有用处，也总不是人人来得，其九十叙记典志，属于史事典章，更是专门之事了。总结起来，我们用现代国语文写文章，所能做的便只有上面所说的这几类，比较都是不重要的，难怪看惯正宗的古文的先生们要看不起，说这不过是些小品罢了。这实在也是难怪的。即如论著一类，我虽说是现在可以写，其实还很有疑问，据《杂钞例》说明云： “经如《洪范》，《大学》，《中庸》，《乐记》，《孟子》皆是。后世诸子曰篇，曰训，曰览，古文家曰原，曰论，曰辨，曰议，曰说，曰解皆是。”这样说来，现在应当称作学术论文，或建立理论，或考证发明，非思想家学者不能胜任，我们不是弄哲学政治的人，既然不愿学做《原道》这一路的东西，又写不出周秦诸子那种作品来，俗语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么仔细考索之后大约也就只好断念，把这一类文章题目暂且搁起。这样一来，余下的只有三类了，篇幅不长，内容也不甚严正，普通正统文人的集子里都是不大收的，无论怎么看法总不免似乎是小品，所以我说是难怪。不过难怪云者乃是宽恕之词，若是依照道理说来，其错误或不通之处还仍是显然存在也。 所谓小品不知是如何定义。最平常的说法是照佛经原义，详者为大品经，略者为小品。我们不去拉扯唐三藏所取来的《大般若经》，就只拿《维摩诘经》过来，与中国的经书相比，便觉得不但孔孟的文章都成了小小品，就是口若悬河的庄生也要愕然失色，决不敢自称为大品了。假如不是说量而是说质，以为凡文不载所谓道，不遵命作时文者，都不合式，那是古已有之的办法，对于正统正宗的文章乃是异端，不只在其品之大小而已。所以小品的名称实在很不妥当，以小品骂人者固非，以小品自称者也是不对，这里我不能不怪林语堂君在上海办半月刊时标榜小品文之稍欠斟酌也。我曾说我们写国语文，并无什么别的大理由，只因写文章必须求诚与达，所以用的必得是国语，而写的也只是上边的这几类，盖古文用起来不顺手，不容易达出真意思，若是去写新古各式的时文，又未免不能诚，这就根本上违反了写文章的本意了。大家岂不愿意做出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来，不独自己体面，也可使得人家爱看，可是作文小事，第一不可失信于自己，心口不一，即是妄语，所当切戒，故写国语文者少写大品的文章，有时固是实在不能，有时亦是不为也。说到这里，我的意思已经讲明白了。我们现在用了国语文做工具，想要写出自己的感想和意见来，其方法是直接对读者说话，或依据前言加以发挥，或记事物，结果不出上边说过的几类，但这样便是好的，是正当的方向，我们应当一直的走下去。有才力和兴趣的人不妨去试试小说戏曲，这是新兴的部门，大有发展的余地，但是在只能写散文的人，则还只得走他的这一条道，路是寂寞，荒芜，而且长，不过还是散文的去路，走下去我相信可走得通。至少要比过去的路程还更有意思，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