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下午，我在船面上的起重机边又遇到了那个缪

“沈先生上岸时把电报打了，还是他给我写的英文电报稿，没用到五元大洋”。 “这你可以放心了。”我也微笑着。 又过了两天，船抵新加坡时，我遇到他站在头等舱的客厅门外候着查验护照，交人头税，我被同行友人催促着便先上了岸。 以后在这只船上便没有了这个青年与那位中年教师的影子。 又过了七八个月，我在伦敦接着一张附于家函里的信笺，上面写着： ××先生大鉴：迳启者，前由舍亲缪某在旅次向阁下借银洋五元，今特交邮汇奉，至希查收为荷，并致谢意！ 专此即颂大安。 徐某顿 这信笺证明那个学生是安然地在他母舅那里了，我很高兴，希望再有一次能够遇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