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叙论

 国史氏曰：甚矣，知人论世之不易易也。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泰西乡原之史家，其论克林威尔也，曰乱臣，曰贼子，曰奸险，曰凶残，曰迷信，曰发狂，曰专制者，曰伪善者，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殆百年，顾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国国会先哲画像数百通，其裒然首座者，则克林威尔也。而我国民之于荆公则何如？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以异于元佑绍兴之时。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于其事业之宏远而伟大，莫或及见。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材之埋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曾文正谓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呜呼，岂惟宋儒，盖此毒深中于社会，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恶求全之毁。求全云者，于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尔，然且恶之，从未有尽没其善而虚构无何有之恶以相诬蔑者。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其于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原相劝勉。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长恸也。 吾今欲为荆公作传，而有最窘余者一事焉，曰：宋史之不足信是也。宋史之不足信，非吾一人私言，有先我言之者数君子焉。数君子者，其于荆公可谓空谷之足音，而其言宜若可以取信于天下，又孟子所谓□不至阿其所好者也。今首录之以志窃比之诚。 陆象山先生（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曰： （前略）昭陵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悉弊端，枝叶扶疏，往往切当。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喧哗，行之未几，天下忧忧，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替其决。忠朴屏伏，佥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熙甯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失情实，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中略）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廷，又岂善学前辈者哉。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邱墟，乡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焉。逮今馀四十年，隳圮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其庙貌不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后略） 颜习斋先生（元）宋史评曰： 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两河，皆属良法，后多踵行，即当时至元?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亦讼其法以为不可尽变。惟青苗均输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窦。然人亦曾考当日之时势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岁创发而卒，神宗言之，泣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称帝，此皆臣子所不可与共戴天者也，宋岁输辽夏金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庆吊聘问赂遗近幸又倍，宋何以为国？求其容我为君，宋何以为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举兵则兵不足，欲足兵饷又不足，荆公为此，岂得已哉？譬之仇雠，戕吾父兄，吾急与之讼，遂至数责家赀，而岂得已哉。宋人苟安已久，闻北风而战栗，于是墙堵而进，与荆公为难，极诟之曰奸曰邪，并不与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计焉，惟务使其一事不行立见驱除而后已。而乃独责公以执拗可乎？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而韩琦富弼等必欲沮坏之，毋乃荆公当念君父之仇，而韩富司马等皆当恝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敌疑者有七，一抬高丽朝贡，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骑，一创团保甲，一筑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颁弓矢新式大作战车，一置河北三十七将，皆宜罢之以释其疑。嗟乎，敌恶吾备则去备，若敌恶吾有首将去首乎？此韩节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计，而史半削之，幸琦误以为罪状遂传耳，则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务诋荆公。陆佃曰：此谤书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党起，又行尽改。然则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擏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至近世则有金陵蔡元凤先生（上翔），殚毕生之力，为王荆公年谱考略，其自序曰： （前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则凡善有可纪，恶有当褫，不出于生平事实。而后之论者，虽或意见各殊，褒贬互异，然事实固不可得而易也。惟世之论公者则不然，公之没去今七百馀年，其始肆为诋毁者，多出于私书；既而采私书为正史，此外事实愈增，欲辨尤难。（中略）忆公有上韶州张殿丞书，其言曰：“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流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否，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栗，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呜呼，尽之矣。此书作于庆历皇?间，当是时公已见称于名贤钜公，而未尝有非毁及之者也。然每读是书，而不禁?欷累叹，何其有似后世诋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自古前代有史，必由继世者修之，而其所考据，则必有所自来。若为宋史者元人也，而元人尽采私书为正史。当熙甯新法初行，在朝议论蜂起，其事实在新法，犹为有可指数者。及夫元?诸臣秉政，不惟新法尽变，而党祸蔓延。尤在范吕诸人初修神宗实录，其时邵氏闻见录，司马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东轩笔录，已纷纷尽出，则皆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者为之也。又继以范冲朱墨史，李仁甫长编，凡公所致慨于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若重为天下后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当之，必使天下之恶皆归。至谓宋之亡由安石，岂不过甚哉？宋自南渡至元，中间二百馀年，肆为诋毁者，已不胜其繁矣。由元至明中叶，则有若周德恭，谓神宗合赧、亥、桓、灵为一人，有若杨用修，斥安石合伯鲧、商鞅、莽、操、懿、温为一人，抑又甚焉。又其前若苏子瞻作温国行状，至九千四百余言，而诋安石者居其半。无论古无此体，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后则明有唐应德者，著史纂左编，传安石至二万六千五百馀言，而亦无一美言一善行。是尚可与言史事乎哉？（后略） 陆、颜两先生，皆一代大儒，其言宜若可信。而蔡氏者又博极群书，积数十寒暑之日力网罗数千卷之资料以成年谱，而其持论若此。然则居今日以传荆公，欲求如克林威尔所谓“画我当画似我者”，不亦戛戛乎至难之业哉？虽然，历史上不一二见之哲人，匪直盛德大业，淹没不章，抑且千夫所指，与禹鼎之不若同视，天下不复有真是非，则祸之中于世道人心者，将与洪水猛兽同烈。则夫辟邪说拒淫辞，扬潜德发幽光，上酬先民，下奖来哲，为事虽难，乌可以已，是则兹编之所由作也。 （附）宋史私评 宋史在诸史中，最称芜秽，四库全书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檀氏（萃）曰：“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尽出于大公。盖自洛蜀党分，迄南渡而不息，其门户之见，锢及人心者深，故比同者多为掩饰之言，而离异者未免指摘之过。”此可谓深中其病矣。其后柯维骐著宋史新编，沈世泊著宋史就正编，皆纠正其谬。四库提要摘其纪志互异处、传前后互异处，十余条。赵氏（翼）陔余业考，廿二史札记，摘其叙事错杂处、失检处、错谬处、遗漏处、□牾处，各十余条；其各传回护处、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乖谬处，共百余条；则是书之价值，概可见矣。而其舛谬最甚，而数百年来未有人起而纠之者，莫如所记关于王荆公之事。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非有所好恶于其间也，徒以无识不能别择史料之真伪耳，故欲辨宋史当先辩其所据之资料。考宋时修神宗实录，聚讼最纷，几兴大狱。元?初，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之，佃数与祖禹、庭坚争辩。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如君言，岂非谤书乎？佃虽学于荆公，然不附和新法，今其言如此，则最初本之神宗实录，诬罔之辞已多，可以见矣。是为第一次之实录。及绍圣改元，三省同进呈台谏前后章疏，言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熙丰以来政事。及国史院取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供文状，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事。上曰：文字以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章Ｘ曰：不惟多称得于传闻，虽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传闻修史，欺诞敢如此。安焘曰：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此虽出于反对元?者之口，其言亦不无可信。前此蒋之奇劾欧阳修以帷薄事，修屡抗疏乞根究。及廷旨诘问之奇，亦仅以传闻了之。可知宋时台馆习气，固如是也。于是有诏命蔡卞等重修实录。卞取荆公所著熙甯日录以进，将元?本涂改甚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是为第二次之实录。而元?诸人，又攻之不已。徽宗时，有刘正夫者，言元?绍圣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当折衷其说，传信万世。又有徐责力者，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闰，未能成书，盖由元?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论议纷然。当时辅相之家，家藏记录，何得无之。臣谓宜尽取用，参订是非，勒成大典。于是复有诏再修，未及成而靖康之难作。南渡后，绍圣四年，范冲再修成之以进。是为第三次之实录。宋史所据，即此本也。自绍圣至绍兴，元党人，窜逐颠播者凡三十余年，深怨积愤。而范冲又为祖禹之子，继其父业，变本加厉以恣报复。而荆公自著之日录，与绍圣间朱墨本之实录，悉从毁灭，无可考见。宋史遂据一面之词，以成信谳，而沉冤遂永世莫白矣。凡史中丑诋荆公之语，以他书证之，其诬蔑之迹，确然可考见者十之六七。近儒李氏（绂）蔡氏（上翔）辩证甚博，吾将摘其重要者，分载下方各章，兹不先赘。要之欲考熙丰事实，则刘正夫、徐责力所谓元?绍圣好恶不同互有得失者，最为公平。吾非敢谓绍圣本之誉荆公者，遂为信史，然如元?绍兴本欲以一手掩盖天下目，则吾虽欲无言，又乌可得也。蔡氏所撰荆公年谱载靖康初杨时论蔡京疏，有南宋无名氏书其后云：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进，又由于蔡京。波阑相推，全与荆公无涉。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蔡京而攻荆公，则感京之恩，畏京之势，而欺荆公已死者为易与，故舍时政而追往事耳。（后略） 此其言最为洞中症结，荆公所以受诬千载而莫能白者，皆由元?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造为已甚之词。及道学既为世所尊，而蜚语遂变铁案。四库提要推原宋史舛谬之故，由于专表章道学，而他事不措意，诚哉然矣。颜习斋又尝为韩胄辩冤，谓其能仗义复仇，为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诛之以谢金，实狗彘不如。而宋史以入之奸臣传，徒以其得罪于讲学诸君子之故耳云云。朱竹君、王渔洋皆论张浚误国，其杀曲端与秦桧之杀岳飞无异，徒因浚有子讲学且为朱子所父事，遂崇之为名臣；而文致曲端有可杀之罪，实为曲笔云云。凡此皆足证宋史颠倒黑白变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大原因则皆由学术门户主奴之见，有以蔽之，若荆公又不幸而受诬最烈者也。吾故先评之如此，吾言信否，以俟识者。 【译文】 国史氏说：了解一个人，评论一个时代是太不容易了。就我所见宋代的王安石，他的品德和度量宏大如千顷的水泊，他的气节崇高如万仞山崖，他的学术成就集成了各个门派的精粹，他的文章 起于八代之后，他所主持设立的国家政策取得的成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而挽救了当时社会的弊端造成的危机。他出于善意而提出的法令法规，许多传到今天都没有能废除；那些被废除的，也大都符合政治原理，至今东西各国还都行之有效。唉！皋陶、夔、伊尹、周公，离我们太遥远了，他们详细的事迹已经无法知道。至于到三代（夏、商、周）之下寻求完人，只有王安石差不多可以当之无愧。悠悠千年后，才出这样一位伟人，这是历史的光荣，百姓应该买来金丝线，为他绣铸金身来祭祀他。自王安石之后，已经过了千年，这千年中，百姓怎么看待王安石呢？我每读《宋史》，都不能不把书放在一边而痛哭的。 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辱骂，换了朝代也得不到洗雪冤屈的，在西方有克伦威尔，而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那些见识浅陋的史学家，他们评论克伦威尔，说他是乱臣、贼子、奸险、凶残、迷信、发狂、专制、伪善，千万张嘴是一个声音，这种牢不可破的观点维持了百年，只是到了现在才是非大白于天下。英国国会给先哲们画了数百幅像，位于首座的，就是克伦威尔。而我国的百姓对王安石又是怎样呢？跟在别人后面盲目附和来诋毁诽谤他，全都和元祐、绍兴年间差不多。有赞扬他的，不过是欣赏他的文章 ；稍好一些的，也不过赞扬他勇于担任大事，而他事业的宏远而伟大，没有见谁提到，而他高尚的人格，则更如美玉被埋在深矿中，永远也没有机会显露他的光芒了。我每次读《宋史》，都不能不放下书而痛哭的。 曾国藩说，宋代的儒者对于小人宽，而对君子严。唉！难道只是宋代的儒者是这样吗？大概这种毒素对社会的毒害很深，到今天就更加严重了。孟子反对因为求全而对人进行诽谤。求全，就是在优点中找他的缺点，然后反对他，还从来没有将他的优点都忽略而虚构本来没有的缺点从而进行诬蔑的，如果有，那就是从宋代的儒者们诋毁王安石开始的。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守静止是最大的法则，他们对王安石的大力改革，一个接一个的先是惊骇，随后进行阻止，这确实不足为怪。只是政见归政见，人格归人格，为什么要因为政见的不合而党同伐异呢？如果胜不了，就虚构言辞诬蔑别人的私德，这是村妇们相互辱骂的伎俩，而想不到被士大夫们用上了，于是就形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这样一个世界，使光明伟大的人，无法存在于社会，而全都用伪善欺世来相互勉励。唉！我每次读《宋史》，都不能不放下书来痛哭一场的。 我如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有一件事是很尴尬的，就是《宋史》的内容不足以使人相信。《宋史》内容的失实，并不是我一人这么讲，有许多在我之前的人已经说过了。这些人对王安石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而他们的话应该可以使天下人相信的，就是孟子所说的，虽然他们知识低下，但也不至于徇私情，这里就抄录下来以证明我说这话是正确的。 陆象山先生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说： （前略）仁宗皇帝的时候，他给皇上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他陈述时局，剖析政治弊端，内容详尽，处处贴切恰当。王安石以前的学问，之后的变法革新，都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内容和主张里可以见到；而排挤王安石的人，有的说他曲意逢迎，有的说他迎合，有的说改变他的原则，有的说他违背了自己当初所学，这些人还能说是了解王安石的吗？他才智超群，不屑于流俗那种声色显达的习气，他坚定执著，世俗的东西丝毫不能进入他的思想。他纯洁的节操，比冰雪寒冷，这就是王安石的品质。扫除俗学的庸陋，改变旧制度的因循守旧，治理国家的方法一定要用孔孟之道，功勋业绩一定要比上伊尹和周公，这是王安石的志向。不期望别人了解自己，而名扬四方，一时间王安石的声名大起，超过了所有的人。王安石能有这样的际遇，难道是偶然吗？任用王安石，正是时候，这样的君主也是难得，他先向对方学习，然后才将他作为臣子，可以说是无愧于商汤和武丁，王安石所遇到的皇帝，可以说是专一的。新法一提出，整个朝廷哗然，新法施行没有多长时间，天下就不得安宁。王安石执行周礼，明白无误，自信所学，准确没有差错。君子极力争辩，接着就离开了；小人投机，曲意赞同他的政策。忠实的人隐退了，诡诈的人得志，王安石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被蒙蔽了。熙宁间排斥攻击王安石的，大都是非议和诽谤，不以真正的道理服人，能平心静气评论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偏激的占到十分之八九。他们所说的话，在上面神宗皇帝不信，在下不能去除王安石所受的蒙蔽，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念决意去施行。新法的过错，这些君子们本来也是应当担责任的。元祐间的那些大臣，改变了一切，难道他们没有偏颇没有成见吗？贵重的是玉，玉上的斑点是不能掩盖它的光泽的。古代真实可信的史书，直接叙说事件，是非善恶，无不展现出来；奖惩和教训，为后世所信赖。对人的褒贬等评说，加入了自己的好恶，失去事情本来的真实，小人就可以找到借口而激怒，更何况君子呢？（中略）近代的学者，说法都一样，满朝廷都是一种言辞，难道是善于学习前辈吗？王安石世代住在临川，被贬离开朝廷后迁居到金陵。宣和年间他的故居成为废墟，同乡的人告诉县里，在那上面立了祠，绍兴初年还常加以修整，到现在已经四十余年，倒塌得已经很厉害了，从这里过的人都很感叹。现在神怪的祠堂，到处都不断在建，而王安石以盖世的才能，非凡的情操，山川赋予的灵气，可能世间不会再有，他的祠堂却这么破败，国人没有对他表示敬意，岂不是舆论的不公平，人心的畏惧和疑惑，到了这样的地步！？（后略） 颜习斋先生（元代）《宋史评》中说： 王安石廉洁高尚，有古人那种正己以正天下的浩然之气，到他执政时，一心想使皇帝成为尧舜等上古三代那样的国君，所施行的法令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两河，都是好的措施，后人也都仿照施行，即使是当时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颂扬这些法令，认为不能全都改变，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执行起来效果不好，容易滋生弊端。然而人们曾经考虑当时的形势了吗？宋太宗北征时中了箭，两年后创伤发作而死，宋神宗说起这事来，就痛苦地流泪。夏本来是宋朝的叛臣，却称了帝，这些都是臣子们不共戴天的仇恨。宋每年要送给辽、夏、金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庆贺、吊唁以及大大小小的来往、赠送礼物等现在又加倍，宋还怎么成为一个国家呢？让对方容许我做皇帝，宋还有什么名声呢？这些是臣子们一天都不能得以安心的事。可宋想要兴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饷又不足，王安石对此，怎么能容忍呢？就像是仇人，杀了我的父亲兄长，我急着要与他到公堂诉讼，于是就要盘点自己的财产来做准备，怎么会与他们罢休呢？宋人苟安已经很久了，听到北风吹来都害怕得要命，于是一齐冲过来，都来反对他，极力辱骂他是奸邪，并不与他商讨，也不问他总体的计划，目的只是让他一事也做不成而最后被驱除出朝廷才算罢休。反过来只指责王安石执拗这合适吗？况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也是非常有效了：用薛向、张商英来治国，用王韶、熊本等来管理军事，西边灭了吐蕃，南边平定洞蛮，夺得夏人的五十二砦，高丽来朝见，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而韩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毁坏它，莫非王安石就应当记着皇上的仇敌，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就应当把他放置在一边吗？何况韩琦弹劾王安石，他的言语更是令人耻笑，他说：使敌人生疑的有七件事：一是使高丽来朝贡，一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是在西山植树以限制外邦的骑兵，一是创建保甲，一是修筑河北的城池，一是设置都作院制作新式的弓箭和大的战车，一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将官，这些都应当消除以使敌方不再生疑。唉！敌人不愿看到我们有准备我们就撤去准备，如果敌人不愿看到我们有头颅难道我们也割去头颅吗？这就是他的孙子韩节夫失去元气的原因。而且这七件事都是王安石执政的大计，在史书上削减去了一半，幸亏韩琦误认为是王安石的罪状而得以传下来，那么其他被史书削去的又有多少呢？范祖禹、黄庭坚编《神宗实录》，一心诋毁王安石，陈佃说：这是诽谤人的书啊；随后蔡卞重新改写，元祐党起来后又进行了改写，这样宋史还可信吗？那些指责王安石的人是对还是不对呢？即使如此，一个人的是非是不必分辨的，所恨的是诋毁了这个人，君王的仇恨就被放置一边。而到后代，大家都以苟安颓废的为君子，而要建功立业支撑天下的人都成了小人，这不仅是王安石的不幸，不也是宋的不幸吗！？ 到近代有金谿蔡元凤先生（蔡上翔），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 （前略）君子担心死后没有留下名，好的都要被记载，恶的都要去除，不过都不会超出生平的事实；而后世评论的人，即使是意见不同，褒贬不同，而事实是不能够改变的。只有后世评论王安石不是这样，王安石去世已有七百余年，开始诋毁他的，都出自私书，既而是采用私书作为正史，这之外事实的增加，想要分辨尤其困难。（中略）回忆王安石有《上韶州张殿丞书》，其中说到：“自从三代开始，各国都编有历史，而当时的史官，大多是代代从事记史，常会以身殉职，只因不愿改变史实，这样流传下的东西，都可作为考证。后来既然没有了诸侯的历史，而近代如果不是尊爵盛位，即使是雄伟奇特、伟大杰出的人，道德事迹广泛传播，如果不幸不被朝廷所认可，就不能记载于历史。而记史的人，又不是正统，而是一时出现的新贵，看他们在朝廷议论时，人人都讲得头头是道，尚且有时把忠诚当做奸邪，把差异当做相同，当面责罚人而一点都不忌惮，背后讥笑人而一点都不感到羞耻，只不过是根据他自己的好恶来做罢了；何况还暗地里用文字来捏造前人的善恶，想当然而对人进行褒贬等评判，死了的不会来争辩是否恰当，活着的也不能去论说曲直，赏罚褒贬又不能表现出来，以他们的私心，怎么会不欺骗神灵呢？”唉！这说得够明确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年间，当时王安石已经在朝廷内外很有名声，而还没有人诋毁他。然而每当读到这封信，而不禁感叹，后代诋毁他的人，他早就已经说过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了。自古以来，前代的历史，都是后来的朝代编写的，而他们所用的材料，必定是有所依据的。写宋史的是元人，而元人全都把个人的私书当做正史。当熙宁新法刚开始施行时，朝廷中议论纷纷而起，新法的许多实际操作，有许多是可指出的。等元祐间的那些人执政，不仅新法全变了，党祸也开始蔓延，尤其在范、吕等人刚开始编写《神宗实录》的时候。这时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东轩笔录》，已经纷纷出现，都是暗地里用笔墨来发泄他们个人爱憎的行为。接着又有范冲的朱墨史，李仁甫的长编，王安石所感慨的死了的不会再争辩是否得当，活着的也不能去争论曲直，他是在为天下及后世的人惋惜，而不料他自己一人都担当了这些，结果使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至于有人说宋朝的灭亡源于王安石，难道说得不过分吗？宋朝自从南渡到元代，中间二百余年，大肆诋毁王安石的，多得不可胜数了。从元代到明代的中期，就有像周德恭这样的人，说宋神宗是集周赧王、胡亥、汉桓帝、汉灵帝为一身的人；有像杨用修的，斥责王安石是集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朱温为一人，甚至更厉害。再加上之前苏东坡作的《温国行状》，有九千四百多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占一半。别说古代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东坡的文集里，还能找到这样的文章 吗？明代有唐应德，写了《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有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也没有一句好话，一件好事，这样还能和他们讲历史吗？（后略） 陆象山、颜习斋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博览群书，耗费数十年的精力，搜罗了数千卷的资料编成王安石的年谱，而他持有这种论点。然而在当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想要达到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不也是非常难做到的事吗？即使这样，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这么一位哲人，不仅他的伟大功业被埋没，还落得千夫所指的恶名，天下也就不再有真正的是非，这种事对于世道人心所产生的祸患，与洪水猛兽同样厉害。这样说来，驱除邪恶，抗拒淫辞，弘扬不为人知的美德，使隐藏的光辉显露，对上告慰先人，对下勉励后来的哲人，这件事虽说难，怎么可以不做呢？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缘由。 （附）《宋史》私评 《宋史》在史书中，是最污浊和杂乱的。《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它是以表彰道学为主旨，其他的事都不用心，因而错误数也数不清。”檀萃说：“《宋史》非常烦琐，而判断是非也并不是出于公心。自从出现了洛党和蜀党，到南渡而没有停止，其中的门户之见，对人心的禁锢很深，因而一路的人就多为人掩饰，不同路的未免指责过分。”这可以说是击中了它的要害。之后柯维骐的《宋史新编》，沈世泊写的《宋史就正编》，都在纠正《宋史》的错误。四库提要摘录它的纪志中互相矛盾处、传前后矛盾处十余条。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摘录它叙事杂乱处、疏于检查处、错误处、遗漏处、抵触处各十余条，它各传中的袒护处、牵强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错误处共百余条，则《宋史》这书的价值，就可以看出了。而它谬误最严重的，数百年来没有人来为它纠正的，就是如里面所记述的有关王安石的事了。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对那时的人没有什么好恶，只是因为没有见识，不能辨别史料的真假罢了。因此要想辨别《宋史》，就要先辨别它所依据的资料。考查宋时所编写的《神宗实录》，众说不一的事情太多，几乎兴起大狱。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一起编写，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本书就成充满袒护和谀辞的历史了。”陆佃说：“如果像你所说，难道不成诽谤之书了吗？”陆佃虽然跟从王安石学习过，然而不赞同新法，现在他说这样的话，则当初所编的《神宗实录》诬陷和诽谤的议论之多，是可以想见的。这是第一次编写的《实录》。到绍圣年间，三省一起上书，谏官也先后上书，说实录院前后所编写的先帝实录，像是有许多附会的言辞和奸邪之言，诋毁熙丰以来的政事。并到国史院取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各自号称是没有什么根据而得以传闻的事。皇上说：“文字要真实，史臣竟敢如此放荡傲慢不恭敬！”章 惇说：“不仅许多事是从传闻中来，即使是在臣僚们的家中取到的文字，也不可信。但他们靠这些传闻来编写历史，敢这样虚夸骗人。”安焘说：“自古史官没有这样做的，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是出自反对元祐党人的口中，也不能不信。在这之前蒋之奇用男女之间的事来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多次上书乞求根究。等皇上下旨问蒋之奇，他也只是说传闻而已。可以看出宋时官署的习气，本来就是这样。于是皇帝下诏命蔡卞等人重修《实录》。蔡卞取王安石所著《熙宁实录》呈上，将元祐时的版本修改很多，用红笔抹去，被称为朱墨本，这是第二次编写的《实录》。而元祐时的那些人，又对这不停攻击。徽宗时，有人叫刘正夫，说元祐、绍圣时所编写的宋神宗的历史，互有得失，应当折中它们的说法，使事实流传下去。又有一个名叫徐勣的，写神宗的历史，已经快十五年了，还没能成书，大概是因为元祐、绍圣的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用司马光家藏的《记事》，蔡京兄弟纯粹用王安石的《日录》，各自坚持自己的说法，因而议论纷纷。当时辅相的家中，藏有记录，怎么会没有呢？大臣们说应该全都采用，参考修订是非，以写成大典。于是就下诏再编。还没有等完成就遇到了靖康之难。南渡后，绍圣四年，范冲再编成《实录》献给皇上，这是第三次编写的《实录》。《宋史》所根据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到绍兴，元祐党人被流放在外漂流三十余年，所积聚的怨愤很深，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变本加厉，毫无顾忌地去报复。而王安石所写的《日录》，和绍圣间朱墨本的《实录》，全都毁灭了，无法再去考证。《宋史》于是就根据一面之词，写成这严肃的史料，而王安石的沉冤也将永远不能大白于天下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诬陷王安石的言语，用其他的书来求证，它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有十分之六七。近代的李绂、蔡上翔对此辨证很广，我将摘取其中重要的，分载在下面各章 中，这里就不啰唆了。重要的是，想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那么刘正夫、徐所说的元祐、绍圣两派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的说法，最为公平。我不敢非要说绍圣本赞扬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两种版本想要一手遮蔽天下人的耳目，则我虽然不想说，又怎么能够呢？蔡上翔所写的王安石年谱，记载了靖康初年杨时论蔡京的上疏，南宋有人在它的后面说： 王安石执政时，国家全盛，熙河大捷，扩张土地数千里，这是宋代开国以来所从没有过的。南渡以后，元祐年间的那些贤人的子孙，以及苏氏、程氏的门人故吏，对当年因党争而惹祸上身而发泄愤怒，认为攻击蔡京还不足，于是就将败乱的原由，推在王安石身上，这些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徽钦之祸，是由于蔡京；使用蔡京，是由于司马光；而龟山被荐举，是由于蔡京。波澜相推，与王安石都没有关系。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是他感念蔡京之恩，又怕蔡京的势力，而欺王安石已死容易对付，因而舍弃时政而追究往事了。（后略） 这话最是说中了其中的症结。王安石之所以被诬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时那些贤人的子孙和苏、程的门人故吏，造出过分的言辞。随着道学被世人所尊崇，而他们所制造的蜚语也就成了铁案。《四库提要》追究《宋史》错误的原因，由于专门表彰道学，而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确实是那样啊。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责骂他，实在是猪狗不如。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只因为他得罪了讲学的那些君子。朱竹垞、王渔洋都说张浚误国，而张浚杀曲端和秦桧杀岳飞没有什么区别，只因张浚有儿子讲学并且和朱熹关系密切，于是推崇他为名臣，而文字中说曲端有可杀之罪，这实在是曲笔。这些都足以证明《宋史》颠倒黑白变乱是非，这样的情况还有许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则是因学术的门户之见，有的事实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诬陷最严重的人。我在这里先这样评说，我说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见识的人。 第二章荆公之时代（上） 自有史以来，中国之不竞未有甚于宋之时者也。宋之不竞，其故安在？始焉起于太祖之猜忌，中焉成于真仁之泄沓，终焉断送于朋党之挤排。而荆公则不幸而丁夫其间，致命遂志以与时势抗，而卒未能胜之者也，知此则可与语荆公矣。 宋艺祖之有天下，实创前史未有之局。何以言之？昔之有天下者，或起藩封，或起草泽，或以征诛，或以篡禅。周秦以前，其为天子者，大率与前代之主俱南面而治者数百年，不必论矣。乃若汉唐之兴，皆承大乱之余，百战以剪除群雄，其得之也甚艰，而用力也甚巨。次则曹操、刘裕之俦，先固尝有大功于天下，为民望所系，即等而下之，若萧道成、萧衍辈，亦久立乎人之本朝，处心积虑以谋此一席者有年，羽翼已就，始一举而获之。惟宋不然，以区区一殿前都检点，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亦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陈桥之变，醉卧未起，黄袍已加，夺国于孤儿寡妇手中，日未旰而事已毕。故其初誓诸将也，曰：“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盖深惮之之词也。由此观之，前此之有天下者，其得之皆以自力，惟宋之得之以他力。夫能以他力取诸人以予我者，则亦将能以他力夺诸我以予人。艺祖终身所惴惴者，惟此一事；而有宋积弱之大原，皆基于是矣。 以将士拥立天子，创于宋。以将士劫天子而拥立帅，则不起于宋而起于唐。唐代诸藩镇之有留后也，皆陈桥之先声，而陈桥之役，不过因其所习行者加之厉而已。夫废置天子而出于将士之手，其可畏固莫甚焉。即不然，而将士常得有所拥以劫天子，则宋之为宋，固不能一日而以即安。宋祖有怵于此，故篡周以后，他无所事，而惟以弱其兵弱其将为事。夫藩镇之毒天下，垂二百年，摧陷而廓清之，孰云非当？然谊辟之所以处此，必将有道矣，导之以节制，而使之为国家捍城。古今中外之有国者，未闻有以兵之强为患者也。宋则不然，汲汲焉务弱举国之民，以强君主之一身，曾不思举国皆弱而君主果何术以自强者。宋祖之言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不计寝门之外，大有人图侬焉。夫宋祖之所见则限于卧榻而已，此宋之所以为宋也。 汉唐之创业也，其人主皆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之远志。宋则何有焉？五季诸镇，其芟夷削平之功，强半在周世宗，宋祖乃晏坐而收其成。所余江南蜀粤，则其君臣弄文墨恣嬉游，甚者淫虐是逞，人心解体，兵之所至，从风而靡。其亡也，乃其自亡，而非宋能亡之也。而北有辽，西有夏，为宋室百年之患者，宋祖未尝一留意也。谓是其智不及欤，殆非然，彼方汲汲于弱中国，而安有余力以及此也。 自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为国史前此未有之耻辱，及周世宗，几雪之矣。显德六年，三关之捷，契丹落胆，使天假世宗以期年之寿，则全燕之光复，意中事也。即陈桥之役，其发端固自北伐，其时将士相与谋者，固犹曰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出征也。使宋祖能乘契丹凋敝震恐之时，用周氏百战之兵以临之，刘裕桓温之功，不难就也。既不出此，厥后曹翰献取幽州之策，复以赵普一言而罢。夫岂谓幽州之不当取不可取，惧取之而唐代卢龙、魏博之故辙将复见也。（王船山宋论之言如此，可谓知言。）自是以后，辽遂是夜郎自大以奴畜宋人。太宗北伐，倾国大举，而死伤过半。帝中流矢，二岁而创溃以崩。乃益务寝兵，惟戢首贴耳悉索敝赋以供岁币。真宗澶渊之役，王钦若请幸江南，陈尧叟请幸蜀，使非有寇莱公，则宋之南渡，岂俟绍兴哉。然虽有一莱公，而终不免于城下之盟。至仁宗时，而岁币增于前者又倍，辽之病宋也若此。 李氏自唐以来，世有银夏，阻于一方，服食仰给中国，翘首而望内属之日久。及河东既下，李继捧遂来归，既受之使移镇彰德。苟乘此时，易四州之帅，选虎臣以镇抚之，鼓厉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断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尚武之边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图功名，宋自此无西顾忧矣。乃太宗赵普，袭艺祖之故智，誓不欲以马肥士勇盐池沃壤付诸矫矫之臣，坐令继迁叛归，而复纵继捧以还故镇，徒长寇而示弱。故继捧北附于契丹，继迁且伪受降以缓敌。及元昊起，而帝制自雄，虔刘西土，不特掣中国而使之不得不屈于北狄，乃敢援例以索岁币，而宋莫之谁何。以大事小，为古今中外历史所未前闻。夏之病宋也若此。 夫当宋建国之始，辽已稍濒于弱，而夏尚未底于强。使宋之兵力稍足以自振，其于折柳以鞭笞之也，宜若非难。顾乃养痈数十年而卒以自敝者，则艺祖独有之心法，务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传诸后昆，以为成法，士民习之，而巽懦无勇，遂为有宋一代之风气。迨真仁以还，而含垢忍辱，视为固然者，盖已久矣。而神宗与荆公，即承此极敝之末流，荷无量之国仇国耻于其仔肩，而蹶然以兴者也。 夫吾所谓宋祖之政策，在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者何也？募兵之恶法，虽滥觞于唐，而实确定于宋。宋制总天下之兵，集诸京师，而其籍兵也以募，盖收国中犷悍失职之民而畜之。每乘凶岁，则募饥民以增其额。史家颂之曰：此扰役强悍销弭争乱之深意也。质而言之，实则欲使天子宿卫以外，举国中无一强有力之人，所谓弱其民者此也。其边防要郡，须兵防守，皆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戍更。将帅之臣，入奉朝请，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史家美之曰：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恣睢，无所厝于其间。质而言之，则务使将与卒不相习，以防晚唐五代藩镇自有其兵之患，所谓弱其将者此也。夫弱其民弱其将，宋祖之本意也；弱其兵，则非必宋祖之本意也。然以斯道行之，则其兵势固不得以不弱。夫聚数十万犷悍无赖之民，廪之于太官，终日佚游，而累岁不亲金革，则其必日即于偷惰而一无可用，事理之至易睹者也。况乎宋之为制，又沿朱梁盗贼之陋习，黔其兵使不得齿于齐民，致乡党自好之良，咸以执兵为耻。夫上既以不肖待之矣，而欲其致命遂志，以戮力于君国，庸可得邪？所谓弱其兵者此也。夫既尽举国之所谓强者而以萃诸兵矣，而兵之至弱而不足恃也固若是；其将之弱，又加甚焉。以此而驱诸疆场，虽五尺之童，犹知其无幸。而烽火一警，欲齐民之执干戈以卫社稷，更无望矣。积弱一至此极，而以摄乎二憾之间，其不能不靦颜屈膝以求人之容我为君，亦固其所。而试问稍有血气之男子，其能坐视此而以一日安焉否也？ 国之大政，曰兵与财。宋之兵皆若此矣，其财政则又何如？宋人以聚兵京师之故，举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天庾以供廪赐，而外州无留财。开国之初，养兵仅二十万，其他冗费，亦不甚多，故府库恒有羡余。及太祖开宝之末，而兵籍凡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间，增而至六十六万六千。真宗天禧间，增而至九十一万二千。仁宗庆历间，增而至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其英宗治平间及神宗熙宁之初，数略称是。兵既日增，而竭民脂膏以优廪之，岁岁戍更就粮，供亿无艺。宗室吏员之受禄者，亦岁以增进。又每三岁一郊祀，赏赉之费，常五百余万。景德中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百二十万，飨明堂且增至一千二百万。盖开宝以前，其岁出入之籍不可详考，然至道末，岁入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犹有羡余。不二十年，至天禧间，则总岁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总岁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及治平二年，总岁入一万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总岁出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而临时费（史称为非常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夫宋之民非能富于其旧也。而二十年间，所输赋增益十倍，将何以聊其生。况乎嘉?治平以来，岁出超过之额，恒二千余万。洎荆公执政之始，而宋之政府及国民，其去破产盖一间耳。而当时号称贤士大夫者，乃哓哓然责荆公以言财利。试问无荆公之理财，而宋之为宋，尚能一朝居焉否也？ 当时内外形势之煎迫，既已若是，而宋之君臣，所以应之者何如？真宗侈汰，大丧国家之元气，不必论矣。仁宗号称贤主，而律以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则虽谓宋之敝始于仁宗可也。善夫王船山氏之言曰（宋论卷六）：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而休息之，则极乎弛之数，而承其后者难矣。岁输五十万于契丹，而覜首自名，犹曰纳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而输缯币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执大臣，侍从台谏，胥在廷在野，宾宾啧啧，以争辩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设而不可犯。国既以是弱矣，抑幸元耶律德光李继迁鸷悍之力，而暂可以赂免。非然，则刘六符虚声恐喝而魄已丧，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雒，其不为石重光者几何哉。 平心论之，仁宗固中主而可以为善者也，使得大有为之臣以左右之，宋固可以自振。当时宰执，史称多贤，夷考其实，则凡材充栋，而上驷殆绝。其能知治体有改弦更张之志者，惟一范仲淹。论其志略，尚下荆公数等，然已以信任不专，被间以去。其余最著者，若韩琦，若富弼，若文彦博，若欧阳修辈，其道德学问文章，皆类足以照耀千古，其立朝也，则于调燮宫廷，补拾阙漏，虽有可观，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当此内忧外患煎迫之时，其于起积衰而厝国于久安，盖未之克任。外此衮衮以迄蚩蚩，则酣嬉太平，不复知天地间有所谓忧患。贾生所谓抱火厝诸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也。当此之时，而有如荆公者，起而扰其清梦，其相率而仇之也亦宜。荆公之初侍神宗也，神宗询以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公退而具札子以对，其言曰： （前略）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民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宦；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后略）。 其论当时之国势，可谓博深切明，而公所以不能不变法之故亦具于是矣，故其上仁宗书亦云（节录，全文别见第七章。）：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莫敢与之抗者。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者固知其将必乱矣。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 呜呼，仁宗之世，号称有宋全盛时代，举国欢虞如也。而荆公忧危之深，至于如此，不惜援晋武以方其主，而惧中国之沦于夷狄，公果杞人乎哉？呜呼，靖康之祸，公先见之矣。 【译文】 自有史以来，最不强的朝代要算是宋代了。宋代怎么会这样软弱？最初的起因是宋太祖对人的猜忌，中间还有宋真宗、宋仁宗对国事的懈怠，最后还有朝廷因党争而引起的相互排挤和倾轧。而王安石则正好处在这后两者当中，虽然他奋力抗争，但却最终没能取胜。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以来论说王安石。 宋太祖夺得天下，开创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模式。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之前得到天下的，有的是由于割据一方而最终得到，也有揭竿而起夺得，有以征伐杀戮为手段的，也有以篡位或逼迫禅让为手段的。周代以前，成为天子的，当初都治理着某一方，与前代的天子一同治理天下有数百年了。这些人我们就不再说了。至于汉朝和唐朝的兴起，都是趁天下大乱，历经百战剪除群雄而得到的，可以说得到天下是非常艰难，付出是巨大的。再就是曹操和刘裕这些人，他们先是有大功于天下，深得民心。不如他们的还有萧道成和萧衍等人，他们当初也在朝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多少年处心积虑地努力着，等羽翼丰满后一举而得到天下。只有宋不是这样，宋太祖当初只不过是一个殿前都尉检点这样的小官，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什么赫赫的战功。他本人根本没敢有夺得天下的想法。谁知陈桥兵变一起，他还在醉梦中，黄袍已被披在了身上，已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得了天下，太阳还没有落山而江山已定。后来他大宴这些有功之臣时说：“你们这些人贪图富贵，把我立为天子，如果我有号令，你们会听命吗？”那种心虚害怕的心情溢于言表。从这些可以看出，前面那些得到天下的，都是靠自己的实力而得来的，只有宋，是靠别人的力量而得到天下。人家能从别人那里夺来给我，当然也就能从我这里夺去给别人，宋太祖一生所惴惴不安的，只有这一件事。而宋代一天天地弱下去，这可以说是根源。 依靠将士而被拥立为天子，是从宋开始的；将士们废掉皇帝而立自己的主帅为天子则不是起于宋，而是起于唐。唐代有些藩镇节度使私自立自己的子弟或亲信接替自己而割据一方，可以说是陈桥兵变的先导，只是参与陈桥事变的人行动得太快罢了。废除和拥立天子，都出于将士们之手，没有比这更让人害怕的了。如果都像这样，将士们时常要废除天子而拥立自己的人为皇帝，那大宋也就一天也别想有安生的日子了。宋太祖对此很是害怕，所以在他篡夺了周的皇位之后，就什么事也不做了，一心一意地想办法使自己的兵士弱一些，使自己的将领弱一些。藩镇制度祸害了天下二百年，削去藩镇，并把这种制度废除，谁说不应该呢？而它当时存在，必定有它的原因。如果能节制好它，就可以使它来为国家防守边城。古今中外的帝王们，没有谁把兵强马壮当做国家祸患的。宋朝则不然，他积极施行弱民的政策，增强君主一人的力量。他们不曾想过，整个国家的人都弱了，国君一人用什么办法能自强呢？宋太祖曾说过：“在我的卧榻一旁，怎么容得别人酣睡？”而他不去想在他的房门外，有许多人在虎视眈眈地望着他。宋太祖所留意的，只是自己的卧榻罢了。整个大宋一朝成这么个窝囊样，原因就在于此。 汉代和唐代建立的时候，开国者都有统一天下使天下太平的远大志向，而宋代的开国者哪里有呢？五代时的各个藩镇，铲除剿灭他们的功劳，一大半在周世宗身上，宋太祖闲坐在那里就收获了成果。剩下的江南四川以及广东等地，那里的君臣们舞弄文墨，宴游嬉戏，甚至还有荒淫暴虐。人心已经不在，当宋兵到时，望风披靡，他们的灭亡，是自取灭亡，并不是宋能灭亡他们。宋的北面有辽，西面有夏，这是宋朝百年的祸患，而宋太祖对此并没有留意过。是他的智能达不到吗？大概不是这样。他正在积极地想办法使整个国家弱下去，哪里还有心思去想这些呢？ 自从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拿去送给契丹，成为国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到周世宗时，快要把这个耻辱洗雪了。显德六年，三关大捷，契丹被吓破了胆。假使老天爷能让周世宗多活一两年，那么整个燕地的光复就是意料中的事了。陈桥事变发生的原因虽说是北伐，那时的将士们商量时，也是要先立宋太祖当了皇帝再继续出征。假如宋太祖能趁契丹内部慌乱惊恐之机，用周氏历经百战的军队发起攻击，那么就不难成就像刘裕和桓温那样的功绩了。他没有这样做，而后曹翰所献攻取幽州的计策，也因赵普一句话而没有采纳。并不是幽州不应取和不能取，而是怕重蹈像唐代卢龙、魏博他们的复辙。（王船山在《宋论》中就是这样说的，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从此之后，辽变得夜郎自大起来，从而像对待奴隶和牲畜一样来对待宋人。宋太宗北伐，全国动员，结果是死伤过半，宋太宗还中了冷箭，不到两年箭伤溃烂而亡。于是更加把精力放在息兵求和上，只考虑低首贴耳用赋税给辽输送岁币。到真宗时发生了澶渊之役，王钦若提出请天子逃往江南，陈尧叟提出让天子逃到蜀地，如果没有寇莱公，宋朝南迁，还用等到绍兴年间吗？虽然有了寇莱公，也难免最后订立城下之盟。到仁宗的时候，岁币比前面所说的又多了数倍。辽对宋的危害就是这样严重。 从唐代以来，西夏所属的这些地方，阻隔于一方，吃穿等物资都依靠中原供给，多年翘首盼望着能归属到中原大国。到河东被攻下，李继捧就来投，接收后，把他的治所设置在彰德。如果乘此机会，把四州的统帅调换一下，选派有能力的臣下镇守在此，鼓励重用他们的官吏兵士，既可以断了契丹的左膀右臂，还可让那些原来的部族以及崇尚武功的边民们，都能发挥其特长，以图博取功名，这样宋的西面也就不会有忧患了。太宗、赵普等人，继承了宋太祖的思路，决不把肥壮的马匹、英勇的士卒、咸水湖和肥沃的土地给那些威武的将帅，致使继迁又反叛回去，而后又纵使李继捧回到原来的地盘，白白增长敌寇的气焰而向人示弱，使得李继捧依附了契丹。继迁用缓兵之计而假意受降。到元昊壮大后，国力也雄厚起来，于是在长安一带杀戮，不仅威胁着使宋不得不屈服于辽，还敢按着辽的惯例向宋索要岁币，而宋对他们都没有办法。以大侍小，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听说过的。夏对宋的祸患就是如此。 在宋朝刚建国的时候，辽的国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夏还没有强大起来，假如宋的兵力稍稍能够振作，对他们能施以打击，也不是很难的事。反而养痈数十年而最后自己衰落下去，则是因为宋太祖特有的心思，把力量都用在了使兵力削弱、使将领无能、使民力枯竭，到他的子孙们，都把这当成传统，士兵和百姓也都习惯了这样，都怯懦无勇，成了宋朝整整一代的风气。自真宗和仁宗以来，把忍受耻辱当做应当的事，这已经很久了。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承接着如此破败不堪的现状，肩上扛着无比沉重的国仇国耻，所以要迅速地改变这些。 我所说宋太祖的政策在于使兵弱、使将弱、使民弱的原因是什么呢？招募兵士的不良之法，虽说是从唐开始的，但实际上是在宋时确立的。按宋制，要把天下所有的兵马，都集中在京师，征集兵士的办法是募集，大体上是把国中那些犷悍没有职业的人集中起来。每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就招募一些饥民来增加兵员。史家赞颂这种政策，说有役使强悍的人，消除争乱的用意。细想起来，这实际上是除天子之外，全国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人，所说的使民弱就是指此。那些边防要塞，需要士兵把守时，都是从京师派遣。各镇的士兵，也都轮换着戍守。将帅等武将，都被安置在朝堂上，兵没有长久的将帅，将帅也没有固定的兵。史家赞美这种做法说，上下互相连接，内外相互牵制，等级之间的挤轧，虽有凶狠横暴的人，在这中间也不会有所作为。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使将与兵不熟悉，以防止类似晚唐五代藩镇自己有军队而造成的祸患，所说的削弱将领就是指此。使民弱，使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兵弱，并不是宋太祖的本意。然而用这种方法来施行，他们的兵也不可能不弱。招募来数十万犷悍无赖之人，把他们聚集到负责天子起居的内臣那里，终日荒淫游乐，长年也不拿刀枪，日子一久肯定会生懒惰之心而一点用处都没有，事实道理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况且宋代的制度，还沿袭了后梁盗贼的陋习，将军士们都集中起来，使他们不去扰民，致使乡间那些好人们，都把耍弄兵刃当做耻辱。天子都拿他们当成没有出息的，又让他们去实现志向，为国而去拼命，怎么能够呢？所说的削弱士兵就是指此。既然将全国所谓有勇力的人都汇集到军队中，那么军队如此之弱而不足以依靠也就很自然了，那些将领的怯懦，又加重了这一点。这样把他们驱赶到疆场上，五尺高的孩子也知道他们是不中用的，而烽火一起，希望平民们能拿起刀枪来保卫社稷，那是不可能的事。积弱到了这种地步，而又被夹在两个勇悍的国家之间，就不能不卑颜屈膝求人容许我为天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试问稍有血气的男儿，能不能坐视这样的事而心安理得呢？ 国家的大政，说起来就是军事和财政。宋代的军事已经是这样了，那它的财政又如何呢？宋人以军队都集中到京师周围，所以把天下赋税全收入国库，以供俸禄和赏赐之用，而外州不留余财。刚开国的时候，养兵仅有二十万，其他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府库中一直有富余。到太祖开宝年末，兵籍中共有三十七万八千人。到太宗至道年间，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人。真宗天禧年间，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人。仁宗庆历年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到英宗治平年间和神宗熙宁初年，士卒数目还在增加，于是揩尽民脂民膏而豢养他们。每一年都变更驻地，去靠近生产粮食的地方，供养大量不从事生产的人。皇室家族、各级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员也年年增加。每三年要到郊外去祭祀天地，用于赏赐的费用，常达五百余万。景德年间郊祀竟花了七百余万，东封泰山花了八百余万，祭祀汾上宝册又是一百二十万，举行大典又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开宝以前，每年收入支出的详细数据已经不可考，到至道年末，每年收入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还是有富裕的，不到二十年后，到天禧年间，则每年收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每年的支出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到至平二年，总年收入一万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总年支出为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而临时性支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宋的百姓并不比原来富裕，而二十年间，所交纳的赋税已经增加了十倍，他们靠什么来生活呢？再加上嘉祐、治平以来，每年超过的数额，一直保持在两千余万。到王安石执政之初，宋的政府和国民，离破产仅有一步之遥。当时那些号称贤士大夫的人，以财政问题叫嚷着责问王安石，试问如果没有王安石去理财，宋朝作为一个政府，还能维持一天吗？ 当时内外形势既然已经是这样的急迫，而宋代的君臣们，又是怎样来应对的呢？真宗奢侈无度，摧残伤害了国家的元气，这就不必说了；宋仁宗号称贤主，如果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出发，可以说宋的弊政是从仁宗开始的。王船山在《宋论》卷六中说的多好啊：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养生息。休养生息是对的，解散而休养生息，则就是将国家废弛了，就使承继的后者有难了。每年缴纳五十万给契丹，甘心俯首贴耳，还美其名曰送给友邦礼物。礼待李元昊父子，缴纳织物和钱币以乞求一时的平安，仁宗并不放在心上。执政的大臣、谏官、在朝在野的各级官吏等人，口里不停地争辩着某典籍中的一点点是非。视西北方诡诈的强敌，当做本应存在而不可侵犯。国家也因此而弱下去。幸亏当时没有像耶律德光、李继迁这样的凶悍人物，才使宋靠着贿赂而暂时得到苟安；如果不是这样，则刘六符虚张声势地恐吓一下而宋的魂魄已丧，致使他迅速从河朔起兵杀向宋的都城，有几人能不去作石重光呢？ 平心而论，宋仁宗是大宋的中朝之主，他本是可以做许多事的，如果有些有本领的臣子辅佐他，宋是可以振作起来的。当时的大臣中，史家们称他们多贤，细考查史实，则可以看到凡材充实其间，上等的人才几乎没有。懂得政治而有改弦更张之志的，只有一位范仲淹，论他的志向和才能，比王安石要低许多，而最后还因不被长期信任，遭离间而离开了朝廷。其他最著名的，如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这些人，其道德学问文章 足以照耀千古，他们在朝堂上，治理国家，补缺拾漏，虽说有可观的成绩，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