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琐谈

不一定专谈“文”，也不一定专谈“艺术”，可是无论谈古、说今总与文艺有关。我在严重的支气管炎的冬病中，偶有所感，写下几百字或几千字。算不得像样的文章，只是在不能出门的养病期间聊抒所感罢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 一　从《十五贯》的两个官员谈起 朱氏在清初写了《双熊记》的传奇，后有几出被选入《缀白裘》。从前也只是零出在昆曲舞台上表演，向少全剧演出的。本来，两个案件太复杂，也太巧合，尤其是前一案殊不近理，还有宣传迷信的关系。即在旧时代也觉得演出无味。浙江省的“昆苏剧团”精心结构地把这个旧剧本重新改编，去了前一案，而将后一案的主要情节、经过，在三小时内一气演完。虽然把唱词改变了一些，曲调也换了一些，然对于这个戏的精华却能予以发扬。自从在北京演出后，名闻全国，京剧及许多地方剧种也在上演此剧。大家尽知，不须多说。 我这里只说剧中主角况钟与次一点的角色、他的上司周忱。我以前真记不得他们两位在明代是确有其人的，虽然曾约略地看过《明史》，可是那末多的“列传”，不是很特殊的人物怎能都记下来。因在济南看过“昆苏剧团”夏间到此上演后，仿佛记起明代有周忱其人，亦未查书。以偶然的机会，过了一个多月，读别的书，知道明朝宣德时曾以“郡守”多不称职，经荐举，特赐“敕书”派遣况钟等九人出任九府知府……这是个小发现，我想从《明史》中看看况钟的“官声”。秋间有暇，果然找到了他的“列传”。文太长不能全录，节抄如下： 况钟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书吕震，奇其才，荐授仪制司主事，迁郎中。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钟用尚书蹇义、胡溁等荐擢知苏州，赐敕以遣之。 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钟乘传至府。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阁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钟乃蠲烦苛，立条教，事不便民者立上书言之。 ……又言近奉诏募人佃官田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洪永间今出马役于北方诸驿，前后四百余匹，期三岁遣还。今已三十余岁矣，马死则补，未有休时。工部征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至百匹，而苏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处置。帝悉报许。 当是时屡诏减苏松重赋，钟与巡抚周忱悉心计划，奏免七十余万石。凡忱所行善政，钟皆协力成之。所积济农仓粟岁数十万石，赈荒之外以代民间杂办及逋租。 ……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先是中使织造采办及购花木禽鸟者踵至，郡佐以下动遭笞缚，而卫所将卒、凌虐小民。钟在敛迹不敢肆。虽上官及他省吏过其地者，咸心惮之！ ……正统六年秋满当迁，郡民二万余人走诉巡按御史张文昌，乞再任。诏进正三品俸，仍视府事。明年十二月卒于官，吏民聚哭为立祠，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 按明宣德共九年，况钟是从宣德五年奉了敕书往苏州做“特命”知府，到正统六年，恰及十年。又被当地人民留下，只是加了品级，然又过了一个整年，死于任上。前后十年的知府，在苏州是做了一些封建时代关怀民间疾苦的事，不然，不会应迁去时，有两万多地方人到巡抚御史那里去挽留继任的。 《明史》在他的传里，注重在清理财赋、减轻苏州粮赋重压这一方面，因为这是当时苏州地方的一大问题。因此，关于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其他设施就没有什么叙述了。至于平反冤狱等事根本未提，也许写他的略传的认为这不是他的重要表现吧。 在几百年后读《双熊记》，看《十五贯》的演出，况钟是位刚正廉明、见义勇为且富有才能的好官，这是肯定无疑的了。我想朱氏既以况钟、周忱两位官职颇高的明代官吏作传奇中的脚色，那末《十五贯》这一案大约也是有些事实，绝非纯凭空想而来。前一案有点空想，似乎只是作者图剧情的繁杂、热闹，故尔这么写成。其实在戏曲的结构上，在人物的集中上，反而不调和，不适宜，不如单一案件为佳。《十五贯》的偶尔巧合，在事实上非不可能，要在况钟在监斩时识破案情，对于过于执的不加调查、分析，主观主义的臆断，几乎使一对活生生男女青年作了刀下冤鬼，他动了疑念，遂毫不迟疑地去见周忱，要求延期处斩囚犯，从新调查案件。剧作者为了增加戏剧效果，为了凸出况钟夜半后求见“都堂”的热诚，所以在“见都”一出中有意地使周忱摆摆排场，其实作者对周忱并没以反面人物或龌龊官僚相看，聪明的观众自然容易了解。 周忱在江苏任职比起况钟在苏州任上的年岁还多，他办的事情更大，年纪也似乎大一些。 下面，再简抄周忱的略传，以资参考。按周忱传，他是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 “浮沈郎署二十年，人无知者，独夏原吉奇之”。“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财赋多不理，而江南为甚，苏州一郡积逋至八百万石。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乃用大学士杨荣荐，迁忱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他在江南巡抚任上“以九载秩满迁左侍郎。六年命兼理湖州嘉兴二府税粮”。“历宣德、正统二十年间，朝廷委任益专；两遭亲丧皆起复视事。忱于此益发舒，见利害必言，言无不听”再以九载满进户部尚书，寻以江西人不得官户部，乃改工部仍巡抚。他是直到明景帝时，因言官劾其妄费，“景帝素知忱贤，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景太四年十月卒，谥文襄”（按明代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任户部）。 他与况钟不同，他是少年科甲中的得意者，不是以学吏出身。除却在京城郎署中二十年外，他的官任、政绩完全在江苏巡抚任上。前后两个九年，距其卒年不久才致仕而去。即从永乐二年算起，到景太四年共五十年，那么，周忱的年龄至少也在七十多岁与八十岁之间。他在江苏巡抚任上，年岁这么久，主要是清理财赋，作出了一些增加国库收入减轻民间负担的成绩。这里不去一一叙列。他的本传中也提到与况钟的合作说：“既久任江南，与吏民相习，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驺从，与农夫饷妇相对，从容问所疾苦，为之商略处置。其驭下也，虽卑官冗吏悉开心访纳。遇长吏有能如况钟及松江知府赵豫，……则推心与咨画，务尽其长，故事无不举。” 由于周忱的官位高，职权大，后又受命兼理湖州、嘉兴二府税粮，所以他那二十多年以巡抚江南的资格，对于收漕米、贮仓、起运；对于“苏赋比他府独重”的官民田租，与况钟“曲算累月”每月减少了七十二万余石；对于“济农仓”的设立；对于监课的持平办法汉；对于松江上流的开浚；对于吴淞江畔“沙涂柴场”的开垦；对于“无锡官田赋白米太重，请改征租米的施行等等，都是他的政绩的卓卓之点，也是在那个时代还能尽力办到的事。关于这些不想多及。然合观两传况钟与周忱并无什么隔阂，虽有上司属官的分别，但他们却很能合作，还是为江苏办了一些在封建时代的“好事”。 如能找到明代的苏州府志，对于况钟或另有详细的记载。 总之，谈戏曲中的人物不是作历史考证，就是当日作者笔下的人物完全出自虚构，一样是可成为优秀作品的。不过朱氏既以况、周真人写人传奇，不论熊氏兄弟两案有否，总是作者对况钟的赞美。也因此他另外虚构了一个十足的官僚主义者“过于执”，作为反面人物的陪衬，使此剧愈越生色。至于两个巧合案件，我重说一句，《十五贯》一案在当时或者有点根据，至于前一案就太不可靠了。 这篇短文不是讨论剧情，也非研究剧中的脚色，只是从书本上把况钟、周忱两人的历史、官声约略写出，以供“昆苏剧团”与研究此剧者的参考而已。 二　京剧《打严嵩》的本事由来 中国戏曲善于以极少数的演员集中精炼地表现一个动人的故事，能深入人心，使观众屡观不厌。这如不具有编剧的经验与对人情的深切了解，具有丰富的舞台演出经验，且对脚色与事实应怎样配合表现，才能在观众中发生效果，那是编不出来也表演不好的。三句不离本行，这种剧本即不是老艺人的自编自演，至少编者也是常常在前台、后台或和老艺人有深切交往的。如非这样，纵然满肚皮书本子，满口的词藻，满怀想编成“富有教训意义的戏剧”概念，其结果不过是一番好意的“概念化”而已，观众却不容易接受，也不会对这种无“烹炼”的戏有所兴感。 戏曲中这样优秀的遗产不胜举数，流行普遍的京剧的剧本如《群英会》、《乌龙院》、《打渔杀家》等等，而《打严嵩》也是这一类型中的一出。 这么适当地投合观众真正爱憎所在的剧目，它并不以唱腔擅长，完全在说白与做派上下工夫，快慢、高低、前后、松紧，火候差一点便显不出剧情的紧凑，也表达不出脚色的心理与行动的变化。所以，表演起来并不容易。周信芳先生演这个戏，我记得总看过四五回了，可是每看一回总是全神贯注地看到底，如读好诗，如观名画，不是一览之后便引不起再读、重观的意兴的。 这里不谈戏曲的艺术问题，仅略谈本事，以待研证。 严嵩的巴结皇帝，招权纳贿，又有他的作恶多端的儿子严世蕃“助纣为虐”，在明朝万历二十多年中，把朝政弄得一团糟，收得财贿无数。所以，为这个奸臣父子说的书，唱的戏，使他成为一个典型化的人物。《打严嵩》这个剧目无疑是出自明末人的手笔，不管是完全由老艺人自编或是文人与老艺人合作，它的主题明确，情节曲折而不纷繁，深入人心，也使观众大快人心！ 使严嵩被打于王府，和被邹应龙教唆装扮挨打，这当然是虚构的事。即使是一个不知历史的观众也不会相信以那么奸诈的“当朝宰相”，竟会被一个初入宦途不久的邹应龙任意耍笑得这般狼狈。但虽然明知事不必有，可是在人情上却盼望他有这番遭遇。在还没被撤职为民之前，居然被一个新官调笑得像个木偶，要他怎样，他便怎样。观众在微笑中看下去，觉得称了心愿，合乎人情，于是戏剧的效果收到，演员的表演也就有了成绩。 人物是真的，剧情是虚构的。可是剧中形容邹应龙的聪明，随机应变，也并非绝无根据。严嵩在明朝万历年间独握朝权达二十年之久（从嘉靖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起，至嘉靖四十年五月被邹参后勒令致仕止），以“青词”阿谀巴结那个想做神仙的皇帝，所有同列参政的不是被他陷害、去职，便是陪列，聊充员数。至于卖官纳贿，陷害中外官员，又有他的儿子、家人交助搜刮，富倾全国，不须尽说。前后参劾他父子的，如谢瑜、叶经、赵锦、王宗茂、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吴时来、董传策诸人，不但不能动他分毫，反被他们父子用种种手段，明陷暗害，有的则置之死地。为什么邹应龙以一个新进的微官居然一参就准，那个昏愦的皇帝又何以这样便会“觉于一旦”？其实还是邹应龙“善观风色”，——看透了时机。他更明白当时的吏部尚书徐阶——严氏父子的对头，已渐获得朱厚熜（嘉靖本名）的亲信，对久已专权的严嵩有些烦厌。大约邹应龙也是个颇为活动的官僚，他与某些宦官们熟识，因为避雨到某“内侍”家，知道了因扶乩得到朱厚熜宠幸的方士蓝道行曾借乩语，攻击严氏，朱厚熜便有意去嵩的事。他把其中关系看得透彻，于是上疏主参严世蕃，附带严嵩，一击便中。我想他与徐阶的排严是具有联合作用的。这里不专论历史，便不多叙。总之，在这个剧目中，作者把邹应龙形容得那么会软会硬；机智、灵活，这与他的为人很相称合，并非完全出于臆造。 邹应龙虽是参倒了严氏父子，如没有徐阶后来的策划，则究竟“鹿死谁手”，可也难讲。到底朱厚熜对于这位八十老翁的“青词大学士”还是有不忍之心。《明史》邹应龙传中说： ……然帝虽罢嵩，念其赞修元功，意忽忽不乐！手札谕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应龙深自危，不敢履任，赖阶调护始视事。御史张槚巡监河东，不知帝旨。上疏言陛下已显擢应龙，而王宗茂、赵锦辈首发大奸未召，是曲突者不赏也。帝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为民。久之，世蕃诛，应龙乃自安。 以朱厚熜那种性格的皇帝，对于严氏父子的老关系，如果严世蕃不死，难保对这一大案后来没有反复，严世蕃被劾，罪戍雷州，他虽然没到戍所，就返回钤山“益大治园亭。其监工奴见袁州推官郭谏臣，不为起。”可见他父子的余威犹在，一般官员不敢得罪他们。那时有个御史林润曾劾过严党鄢懋卿，怕报复，便联合谏臣“谋发其罪，且及冤杀杨继盛、沈炼状”。这个谳词没等奏闻，先给徐阶看了，到底是个手段老辣的人物，徐阶说：“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他改了原词，叙严世蕃“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制拟王者。又结宗人典模阴伺非常，多聚亡命”世蕃的客人罗龙文“又招直（指汪直）余党五百余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这几项危及到帝位的利害的控告，比起那一般谏官只知翻旧案的迥然不相同。法司黄光昇等把这个新谳词奏上去，世蕃才被斩，家产籍没。（剧本中说常宝童窝藏丘、马二匠人，一般观众往往不明白为了何事。）按剧情说是“严嵩正在私宅里鸠营密室，阴谋篡位。邹等将为严嵩私造密室的官丘、马二人诱入开山王府软禁，作为揭发罪状的重要人证。”——见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中此剧的前记——其实这与徐阶改后所告已被参倒的严世蕃在南昌“取以治第，私拟王者”的罪状多少有点关合。 这一段虽与《打严嵩》一剧无关，可是顺便叙出来，足见只靠邹应龙这一本参奏，还是不能把“冰山”完全打倒的。 至于剧中添上邹应龙怂恿严嵩到常宝童王府去，自己却先去与常宝童定计，以耍无赖的手段辱打严嵩，更是无中生有的一段。京剧中往往以某某贤王作某个“忠良”的保护人，与当时的（剧中的）权奸相抗。如《杨家将》中之“八贤王”即其一例，而《提寇》（地方戏中亦有此剧目）也是这样。《打严嵩》正是用的同一手法，其实明代的异姓王哪会有这么大的权威。而且常遇春虽在死后封为开平王，可是到他的两个儿子身上，已经是一个被“安置”且死于龙州，一个则究是死于因抗燕兵还是被朱元璋所杀，史无明文。以后并无袭爵位的，只是嘉靖十年才复封常元振为怀远侯。剧本中强拉上的这个常宝童是否影射着常元振，自难断定。总之，这是剧作者应用“八贤王”的办法，使严嵩即被辱打，又受邹氏调教，被打毁面，装伤抗奏，使观众为之大快罢了。自然，如没有常宝童这场戏，邹应龙也没处巧施“机关”，使这出喜剧得以完成。 引证太多近乎谈史，聊止于此。但剧作者单挑出邹应龙这个人物来与权奸对比，还有对他有表扬与佩服的意义的。 致克家 克家： 《诗刊》编辑部和您来信都嘱我写稿，无诗，谈诗的文章也可以吧。我对于诗，年纪愈大愈感到下笔不易。自然，接触各方面的生活少是重要原因，可是自己拿不出什么方式来表达心中的诗感也不无关系。读诗的年岁愈久，读中外名诗人的佳作愈多（比较的说），愈恨自己不能构篇造句，把对人生、对社会，对时代，甚至对一切事物的真情用各种诗的表现方法吐露出来！这还不是有无“诗感”的问题。 既然没有新作，不必更为申诉，除了自责外，岂能诱过于客观的什么原因。 对加意乐读新诗上，我还不是懒人，就见到的报刊上的诗作，一般的说不大放过。就这几年来的情形看，并非故为夸大，我也觉得，成绩是基本的。尤其是自从文艺界提倡“百花齐放”，打破种种的清规戒律以来，这两年已把诗歌的园地扩大，诗歌的体制放宽，不拘一格，不争一式，更不是每一篇诗里必有政治标语和生产报告的句子。作者多了，新老诗人振奋努力。从“作协”领导下的《诗刊》创刊以来，更显得诗坛上有一片青春光华，水流花放的气象。 关于这些不必多说。 成绩有，诗作亦多，无论对于正在开辟的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带，交通繁盛的大城市，耕牧发达的新农村，诗人们都有叙写，有描绘，总言之，不缺少情感洋溢对新社会热爱和对祖国尊护的诗声。一个新诗读者在诗坛上能够看到这么广阔的天地，多样的生活，种种可爱的人物，风景，他哪能不赞叹，吟咏，甚至手舞足蹈起来。 要说有些赞叹……之后有所要求的话，从我的更高的希望说吧，我以为我们的诗坛的成就不能单凭数量而论（任何时代也是如此），其所以能够引起读者赞叹……的，是我们从新诗的字里行间还可以及早的，较为清晰的，也是欣喜的看到了伟大时代的步伐和种种新鲜生动的人民活动的影子，正是“可以兴，可以叹”。但感到不足的却是诗的本身似乎还没有达到“真体内充”使人更为满足的境界。请谅及！我这里绝不是指的哪些诗人和哪些首诗，我是指的全国解放后几年来对新诗坛上的总印感。同时也应声明并非认为已发表的诗少真实感，缺乏真实生活气息，绝不是，但按“积健为雄”的意义上说，大致看去，诗的“内充”似乎还差的不少。从辛亥革命起，甚至更晚些，从大革命时起，我国人民在十分苦难中，在有领导，有组织下进行过种种对反动势力的斗争，那些年中又有多少重大、悲壮、热烈、激动人心的事件和英勇、坚定的人物。以至经过全国抗日，争取解放，九年来国家的伟大建设，社会的基本改造，人民的生活增高，一草一木也都欣欣向荣。……过去和现在的大事当然毋用我来历数，可是我们的诗坛在歌颂，描绘，叙述和表达那些重大的社会变动与群众的情感奋发，如泉流，如火燃，使历史为之焕发新光，使世界人士“拭目以观”的事件、人物的篇章在哪里呢？不是没有，如晴空中的几点晨星，如丛绿上的几簇红蕊，太少了，太薄弱了。比之这些年来我们所经过的剧烈震动的时代，相差太多！ 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做到“真体内充”？为什么数十年的新诗坛到现在还不敢自称是“积健为雄”？ 自己以前也写过一些非诗的“自歌”，说到这里，先应自愧！ 至于用什么形式作诗的表达，我向少坚持。像那样严密的旧诗律中却有李、杜、白、韩、欧、苏、范、陆（唐代以前与宋以后的不说了）的杰作，在各种利用民歌体，西洋的自由诗诗体上，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使人兴感的作品。所以用什么形式可随每位诗人的习惯，熟练或爱好，似可不须提示必得如此，不可如彼的议论（自然，您好哪种体，您不好哪种体，尽有您的自由）。 只是写诗却不能不顾到音乐的效果，简单的说，诗至少还得有点音节吧？否则与纯散文何异？更何能收到吟、诵的成效？谁也不能说我们的新诗是只给人看不要什么吟诵的。既然要吟，要诵，这里面便得考究用字，造句的音乐性，否则轻重无别，开合无准，令人听起来不易“声人心通”，虽有丰富的内容，从诗的意义上说总是欠缺。如果念都不易念出，或十分蹩扭的念出来，一大串一连贯的几十个字的长句，念了前头失掉后头的连络，读到下行忘了上行的叙写，这怎么好？岂不只是备看的诗非吟、诵的诗了。 自来的诗无不有韵，有节奏，只要对文词了解，念起来都可“琅琅”上口。《诗经》、《离骚》等等，以后的中国诗何莫不然，西洋诗的自由诗体是后来才有的，其他对于韵律也无不考究的。我们的新诗即不必呆板的用韵脚，在可能范围内能做到审音的高下、轻重，用词的双声、叠韵，（并不限于文言）既可使诗的情绪借声音而多变化，吟诵起来更能合乎口吻，顺乎听觉，在叙述、刻划中把诗感打入人心。节奏既有，即无形式上的韵，而吟、诵起来，自有韵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似应注意及之，否则诗与散文其别何在？难道就在排列长短上显示不同？ 不必牵引多少过去的诗歌理论，也不须引用多少佳作名篇，以上所谈的一点浅薄却应注意的道理，就作为对《诗刊》的“卑之无甚高论”的一份贡献吧。 久病后又值初夏阴寒，俯案写十分钟的字便须休息。这封草函虽是数次写成，思简文弱，自感不满。聊供参阅，不罗嗦了。 --- 全 书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