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桃色的云》〔1〕

小!说!Txt!天.堂《桃色的云》〔1〕 序〔2〕 爱罗先珂君的创作集第二册是《最后的叹息》，去年十二月初由丛文阁在日本东京出版，内容是这一篇童话剧《桃色的云》，和两篇短的童话，一曰《海的王女和渔夫》，一曰《两个小小的死》。那第三篇，已经由我译出，于今年正月间绍介到中国了。 然而著者的意思却愿意我早译《桃色的云》：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一篇更胜于先前的作品，而且想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但这在我是一件烦难事。日本语原是很能优婉的，而著者又善于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这就使我很失了传达的能力。 可是延到四月，为要救自己的爽约的苦痛计，也终于定下开译的决心了，而又正如豫料一般，至少也毁损了原作的美妙的一半，成为一件失败的工作；所可以自解者，只是“聊胜于无”罢了。惟其内容，总该还在，这或者还能够稍慰读者的心罢。 至于意义，大约是可以无须乎详说的。因为无论何人，在风雪的呼号中，花卉的议论中，虫鸟的歌舞中，谅必都能够更洪亮的听得自然母的言辞〔3〕，更锋利的看见土拨鼠和春子的运命〔4〕。世间本没有别的言说，能比诗人以语言文字画出自己的心和梦，更为明白晓畅的了。 在翻译之前，承S．F．君〔5〕借给我详细校过豫备再版的底本，使我改正了许多旧印本中错误的地方；翻译的时候，SH君〔6〕又时时指点我，使我懂得许多难解的地方；初稿印在《晨报副镌》上的时候，孙伏园君加以细心的校正；译到终结的时候，著者又加上四句白鹄的歌，使这本子最为完全；我都很感谢。 我于动植物的名字译得很杂乱，别有一篇小记附在卷尾，是希望读者去参看的。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重校毕，并记。 ※　 ※ ※ 〔1〕　《桃色的云》　爱罗先珂以日文写作的三幕童话剧，译文曾陆续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五日的《晨报副镌》。单行本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新潮社出版，列为《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三四年起又改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2〕　本文最初收入新潮社出版的《桃色的云》初版，系据《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和《〈桃色的云〉第二幕第三节中译者附白》二文补充改定。因改动较多，故所据二文仍收入本书。 〔3〕　自然母的言辞　剧本中的自然母认为“强者生存弱者灭亡”是自然的“第一的法则”，而“第一等的强者”应是“对于一切有同情，对于一切都爱”的人，而非暴力者。 〔4〕　土拨鼠和春子的运命　剧本中土拨鼠和春子都是被“强者世界”迫害致死的人物。 〔5〕　S．F．　日本人福冈诚一（Fukuoka　Seiichi）的简写，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的朋友，曾编辑爱罗先珂的日文著作。 〔6〕　SH　未详。 记剧中人物的译名〔1〕 我因为十分不得已，对于植物的名字，只好采取了不一律的用法。那大旨是： 一，用见于书上的中国名的。如蒲公英（Taraxacum　of^ficinale），紫地丁（Viola　patrinü　var．chinensis），鬼灯檠（Rodgersia　podophylla），胡枝子（Lespedeza　sieboldi），燕子花（Iris　laevigata），玉蝉花（Iris　sibirica　var．　orien^talis）等。此外尚多。 二，用未见于书上的中国名的。如月下香（Oenothera　biennis　var．Lamarkiana），日本称为月见草，我们的许多译籍都沿用了，但现在却照着北京的名称。 三，中国虽有名称而仍用日本名的。这因为美丑太相悬殊，一翻便损了作品的美。如女郎花（Patrinia　scabiosaefolia）就是败酱，铃兰（Convallaria　majalis）就是鹿蹄草，都不翻。还有朝颜（Pharbitis　hederacea）是早上开花的，昼颜（Caly－stegia　sepium）日里开，夕颜（Lagenar^ia　vulgaris）晚开，若改作牵牛花，旋花，匏，便索然无味了，也不翻。至于福寿草（Adonis　opennina　var．dahurica）之为侧金盏花或元日草，樱草（Primula　cortu^soides）之为莲馨花，本来也还可译，但因为太累坠及一样的偏僻，所以竟也不翻了。 四，中国无名而袭用日本名的。如钓钟草（Clematis　he－racleifolia　var．stans），雏菊（Bellis　perennis）是。但其一却译了意，即破雪草本来是雪割草（Primula　Fauriae）。 生造了一个，即白苇就是日本之所谓刘萱（Themeda　Forskalli　var．japonica）。 五，译西洋名称的意的。如勿忘草（Myosotis　palustris）是。 六，译西洋名称的音的。如风信子（Hyacinthus　orien－talis），珂斯摩（Cosmos　bipinnatus）是。达理亚（Dahlia　va－riabilis）在中国南方也称为大理菊，现在因为怕人误认为云南省大理县出产的菊花，所以也译了音。 动物的名称较为没有什么问题，但也用了一个日本名：就是雨蛙（Hyla　arborea）。雨蛙者，很小的身子，碧绿色或灰色，也会变成灰褐色，趾尖有黑泡，能用以上树，将雨时必鸣。中国书上称为雨蛤或树蛤，但太不普通了，倒不如雨蛙容易懂。 土拨鼠（Talpa　europaea）我不知道是否即中国古书上所谓“饮河不过满腹”〔2〕的鼹鼠，或谓就是北京尊为“仓神”的田鼠，那可是不对的。总之，这是鼠属，身子扁而且肥，有淡红色的尖嘴和淡红色的脚，脚前小后大，拨着土前进，住在近于田圃的土中，吃蚯蚓，也害草木的根，一遇到太阳光，便看不见东西，不能动弹了。作者在《天明前之歌》的序文上，自说在《桃色的云》的人物中最爱的是土拨鼠，足见这在本书中是一个重要脚色了。 七草在日本有两样，是春天的和秋天的。春的七草为芹，荠，鼠麯草，繁缕，鸡肠草，菘，萝卜，都可食。秋的七草本于《万叶集》〔3〕的歌辞，是胡枝子，芒茅，葛，瞿麦，女郎花，兰草，朝颜，近来或换以桔梗，则全都是赏玩的植物了。 他们旧时用春的七草来煮粥，以为喝了可避病，惟这时有几个用别名：鼠麯草称为御行，鸡肠草称为佛座，萝卜称为清白。但在本书却不过用作春天的植物的一群，和故事没有关系了。秋的七草也一样。 所谓递送夫者，专做分送报章信件电报牛乳之类的人，大抵年青，其中出产不良少年很不少，中国还没有这一类人。 一九二二年五月四日记，七月一日改定。 ※　 ※ ※ 〔1〕　本篇原题《译者附记》，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晨报副镌》，后经作者稍加增补改定，改题《记剧中人物的译名》，收入单行本。 〔2〕　“饮河不过满腹”　语见《庄子·逍遥游》：“偃鼠次河，不过满腹”。偃鼠，同鼹鼠。 〔3〕　《万叶集》　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共二十卷，约于公元八世纪时编成，内收公元三一三年至七八一年间的诗歌四千五百余首，计分“杂歌”、“挽歌”、“相闻歌”、“四季杂歌”及“四季相闻”、“譬喻歌”六类。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资料。 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1〕 爱罗先珂先生的创作集第二册是《最后的叹息》，去年十二月初在日本东京由丛文阁出版，内容是一篇童话剧《桃色的云》和两篇童话，一是《海的王女和渔夫》，一是《两个小小的死》。那第三篇已经由我译出，载在本年正月的《东方杂志》〔2〕上了。 然而著者的意思，却愿意我快译《桃色的云》：因为他自审这一篇最近于完满，而且想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但这在我是一件烦难事，我以为，由我看来，日本语实在比中国语更优婉。而著者又能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所以使我很觉得失了传达的能力，于是搁置不动，瞬息间早过了四个月了。 但爽约也有苦痛的，因此，我终于不能不定下翻译的决心了。自己也明知道这一动手，至少当损失原作的好处的一半，断然成为一件失败的工作，所可以自解者，只是“聊胜于无”罢了。惟其内容，总该还在，这或者还能够稍稍慰藉读者的心罢。 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译者记。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晨报副镌》。 〔2〕　《东方杂志》　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先为月刊，后改半月刊，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 《桃色的云》第二幕第三节中译者附白〔1〕 本书开首人物目录中，鹄的群误作鸥的群。第一幕中也还有几个错字，但大抵可以意会，现在不来列举了。 又全本中人物和句子，也间有和印本不同的地方，那是印本的错误，这回都依SF君的校改预备再版的底本改正。惟第三幕末节中“白鹄的歌”四句，是著者新近自己加进去的，连将来再版上也没有。五月三日记。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晨报副镌》。 正文 《现代日本小说集》〔1〕 ～小 说T xt 天,堂《现代日本小说集》〔1〕 附录　关于作者的说明〔2〕 夏目漱石〔3〕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1867—1917）名金之助，初为东京大学教授，后辞去入朝日新闻〔4〕社，专从事于著述。 他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一九○八年高滨虚子〔5〕的小说集《鸡头》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说明他们一派的态度： “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谓触著〔6〕不触著之中，不触著的这一种小说。…… 或人以为不触著者即非小说，但我主张不触著的小说不特与触著的小说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间很是广阔，在这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7〕杂志《子规》（Hototogisu）〔8〕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9〕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10〕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挂幅》（Kakemono）与《克莱喀先生》（Craig　Sensei）并见《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系《永日小品》的两篇。 森鸥外〔11〕 森鸥外（Mori　Ogai，1860—）名林太郎，医学博士又是文学博士，曾任军医总监，现为东京博物馆长。他与坪内逍遥〔12〕上田敏〔13〕诸人最初介绍欧洲文艺，很有功绩。后又从事创作，著有小说戏剧甚多。他的作品，批评家都说是透明的智的产物，他的态度里是没有“热”的。他对于这些话的抗辩在《游戏》这篇小说里说得很清楚，他又在《杯》（Sakazuki）里表明他的创作的态度。有七个姑娘各拿了一只雕著“自然”两字的银杯，舀泉水喝。第八个姑娘拿出一个冷的熔岩颜色的小杯，也来舀水。七个人见了很讶怪，由侮蔑而转为怜悯，有一个人说道，“将我的借给伊罢？” ‘第八个姑娘的闭著的嘴唇，这时候才开口了。 “Mon　verre　n’est　pas　grand，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这是消沉的但是锐利的声音。 这是说，我的杯并不大，但我还是用我的杯去喝。” 《游戏》（Asobi）见小说集《涓滴》（1910）中。 《沉默之塔》（Chinmoku　no　tō）原系《代〈札拉图斯忒拉〉〔14〕译本的序》，登在生田长江〔15〕的译本（1911）的卷首。 有岛武郎〔16〕有岛武郎（Arishima　Takeo）生于一八七七年，本学农，留学英、美，为札幌农学校教授。一九一○年顷杂志《白桦》〔17〕发刊，有岛寄稿其中，渐为世间所知，历年编集作品为《有岛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辑了。关于他的创作的要求与态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辑里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说明。 “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在我的周围，习惯与传说，时间与空间，筑了十重二十重的墙，有时候觉得几乎要气闭了。但是从那威严而且高大的墙的隙间，时时望见惊心动魂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隐忽现。得见这个的时候的惊喜，与看不见这个了的时候的寂寞，与分明的觉到这看不见了的东西决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现了的时候的寂寞呵！在这时候，能够将这看不见了的东西确实的还我，确实的纯粹的还我者，除艺术之外再没有别的了。我从幼小的时候，不知不识的住在这境地里，那便取了所谓文学的形式。 “第二，我因为爱着，所以创作。这或者听去似乎是高慢的话。但是生为人间而不爱者，一个都没有。因了爱而无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一个都没有。这个生活，常从一个人的胸中，想尽量的扩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这扩充性所克服了。爱者不得不怀孕，怀孕者不得不产生。有时产生的是活的小儿，有时是死的小儿，有时是双生儿，有时是月分不足的儿，而且有时是母体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我的爱被那想要如实的攫住在墙的那边隐现著的生活或自然的冲动所驱使。因此我尽量的高揭我的旗帜，尽量的力挥我的手巾。 这个信号被人家接应的机会，自然是不多，在我这样孤独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两回也罢，一回也罢，我如能够发见我的信号被人家的没有错误的信号所接应，我的生活便达于幸福的绝顶了。为想要遇著这喜悦的缘故，所以创作的。 “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厌了这个了。应该蜕弃的壳，在我已有几个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严重的给我抽打那顽固的壳。我愿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与幼小者》（Chisaki　mono　e）见《著作集》第七辑，也收入罗马字的日本小说集中。 《阿末之死》（Osue　no　shi）见《著作集》第一辑。 江口涣 〔18〕江口涣（Eguchi　Kan）生于一八八七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曾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19〕。 《峡谷的夜》（Kyokoku　no　yoru）见《红的矢帆》（1919）中。 菊池宽 〔20〕菊池宽（Kikuchi　Kan）生于一八八九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他自己说，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豫备做创作家的，但后来偶做小说，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评论界的赞许，便做下去了。他的创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怃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著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21〕在《菊池宽论》（《新潮》〔22〕一七四号）上说： “Here　is　also　a　man〔23〕——这正是说尽了菊池的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话。……他们都有最像人样的人间相，愿意活在最像人样的人间界。他们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惨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无论使他们中间的谁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恶他们，不能呵骂他们。这就因为他们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锐的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锐的活动着的他们的质素可爱的人间性，打动了我的缘故，引近了我的缘故。换一句话，便是愈玩菊池的作品，我便被唤醒了对于人间的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这一句话了。”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Miura　Uemon　no　Saigo）见《无名作家的日记》（1918）中。 《报仇的话》（Aru　Katakiuchi　no　hanashi）见《报恩的故事》（1918）中。 芥川龙之介〔24〕 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iunosuke）生于一八九二年，也是东京大学英文学科的出身。田中纯〔25〕评论他说：“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便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他在小说集《烟草与恶魔》（1917）的序文上说明自己创作态度道： “材料是向来多从旧的东西里取来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进到这材料里去，——便是材料与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贴切的合而为一，小说便写不成。勉强的写下去，就成功了支离灭裂的东西了。 “说到著作着的时候的心情，与其说是造作着的气分，还不如说养育着的气分‘更为适合’。人物也罢，事件也罢，他的本来的动法只是一个。我便这边那边的搜索着这只有一个的东西，一面写着。倘若这个寻不到的时候，那就再也不能前进了。再往前进，必定做出勉强的东西来了。” 《鼻子》（Hana）见小说集《鼻》（1918）中，又登在罗马字小说集内。内道场供奉禅智和尚的长鼻子的事，是日本的旧传说。 《罗生门》（Bashōmon）也见前书，原来的出典是在平安朝〔26〕的故事集《今昔物语》〔27〕里。 ※　 ※ ※ 〔1〕　《现代日本小说集》　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短篇小说集，收作家十五人的小说三十篇（鲁迅所译者为作家六人，小说十一篇），一九二三年六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世界丛书》之一。 〔2〕　本篇最初印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3〕　夏目漱石（1867—1916）　原名金之助，日本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我是猫》、《哥儿》等。 〔4〕　朝日新闻　日本报纸，一八七九年创刊于东京。 〔5〕　高滨虚子（1874—1959）　原名高滨清，日本诗人。著有《鸡头》、《俳谐师》等。 〔6〕　触著　指创作能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反之为“不触著”。 〔7〕　俳谐　日本诗体之一，一般以五言、七言、五言三句十七音组成，又称十七音诗。 〔8〕　《子规》　日本杂志名，日本诗人正冈子规（1867—1902）于一八九七年创办。 〔9〕　明治　日本天皇睦仁的年号（1868—1912）。 〔10〕　新江户艺术　指明治时期（1868—1912）的文艺。江户艺术则指江户时期（1603—1867）的文艺。 〔11〕　森鸥外（1862—1922）　日本作家、翻译家。著有小说《舞姬》、《阿部一族》等，译有歌德、莱辛、易卜生等人的作品。 〔12〕　坪内逍遥（1859—1935）　日本作家、评论家、翻译家。 著有文学评论《小说神髓》、长篇小说《当世书生气质》等，曾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3〕　上田敏（1874—1916）　日本作家、翻译家，从事英、法文学的介绍和文艺创作。 〔14〕　《札图斯忒拉》　即《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著作。 〔15〕　生田长江（1882—1936）　日本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曾翻译《尼采全集》及但丁的《神曲》等。 〔16〕　有岛武郎（1878—1923）　日本作家。因思想矛盾不能克服而自杀。著有长篇小说《一个女人》、中篇小说《该隐的后裔》等。 〔17〕　《白桦》　日本杂志名，一九一○年创刊，一九二三年停刊，有岛武郎为创办人之一。 〔18〕　江口涣（1887—1975）　日本作家。曾任东京《日日新闻》记者、《帝国文学》编辑，一九二九年加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 著有小说集《恋与牢狱》等。 〔19〕　社会主义者同盟　日本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下组织的团体，一九二○年成立于东京，后因内部思想不统一而分裂。 〔20〕　菊池宽（1888—1948）　日本作家。曾主编新思潮派的杂志《新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劳。著有长篇小说《忠直卿行状记》、《真珠夫人》等。 〔21〕　南部修太郎（1892—1936）　日本作家。曾主编《三田文学》杂志，著有《修道院之秋》等。 〔22〕　《新潮》　日本杂志名，一九○四年创刊，曾大量译介欧洲文学。 〔23〕　Here　is　also　a　man　英语：这同样是人的意思。 〔24〕　芥川龙之介（1892—1927）　日本作家。曾参加新思潮派，后因精神苦闷自杀。 〔25〕　田中纯（1890—1966）　日本作家。曾主编《人间》杂志，著有《黑夜的哭泣》等。 〔26〕　平安朝　日本历史朝代名（794—1192）。日本桓武天皇于公元七九四年迁都京都（即西京），改名平安城。 〔27〕　《今昔物语》　日本平安朝末期的民间传说故事集，以前称《宇治大纳言物语》，相传编者为源隆国，共三十一卷。包括故事一千余则，分为“佛法、世俗、恶行、杂事”等部，以富于教训意味的佛教评话为多。 《沉默之塔》译者附记〔1〕 森氏号鸥外，是医学家，也是文坛的老辈。但很有几个批评家不以为然，这大约因为他的著作太随便，而且很有“老气横秋”的神情。这一篇是代《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译本的序言的，讽刺有庄有谐，轻妙深刻，颇可以看见他的特色。文中用拜火教〔2〕徒者，想因为火和太阳是同类，所以借来影射他的本国。我们现在也正可借来比照中国，发一大笑。只是中国用的是一个过激主义的符牒〔3〕，而以为危险的意思也没有派希族那样分明罢了。 一九二一，四，一二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晨报》副刊，《沉默之塔》的译文即发表于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该刊。后来译文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时，本篇未收。 〔2〕　拜火教　又称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波斯教，相传为古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即察拉图斯忒拉）所创立。教义还保存于《波斯古经》，认为火代表太阳，是善和光明的化身，以礼拜“圣火”为主要仪式。 〔3〕　过激主义的符牒　这里的意思是以过激主义为护符。《沉默之塔》里说的是：派希族（Parsi，即拜火教徒）“以洋书为危险”，“杀掉那看危险书籍的东西”，“用车子运进塔里去”。而危险书籍就是“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 《鼻子》译者附记〔1〕 芥川氏是日本新兴文坛中一个出名的作家。田中纯评论他说，“在芥川氏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便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这篇便可以算得适当的样本。 不满于芥川氏的，大约因为这两点：一是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一是老手的气息太浓厚，易使读者不欢欣。这篇也可以算得适当的样本。 内道场供奉〔2〕禅智和尚的长鼻子的事，是日本的旧传说，作者只是给他换上了新装。篇中的谐味，虽不免有才气太露的地方，但和中国的所谓滑稽小说比较起来，也就十分雅淡了。我所以先介绍这一篇。 四月三十日译者识。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晨报》副刊，《鼻子》的译文即发表于十一日至十三日该刊。后来译文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时，本篇未收。 〔2〕　内道场供奉　内道场，即大内之道场，在宫中陈列佛像、念诵佛经的场所。供奉，即内供奉，略称内供，为供奉内道场的僧官。 《罗生门》译者附记〔1〕 芥川氏的作品，我先前曾经介绍过了。这一篇历史的小说（并不是历史小说），也算他的佳作，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这时代是平安朝（就是西历七九四年迁都京都改名平安城以后的四百年间），出典是在《今昔物语》里。 二一年六月八日记。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晨报》副刊，《罗生门》的译文即发表于十四至十七日该刊。后来译文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时，本篇未收。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1〕 菊池宽氏是《新潮》派〔2〕的一个作家。他自己说，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预备做创作家的，但后来又发心做小说，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评论界的赞许，便做下去了。 然而他的著作却比较的要算少作；我所见的只有《无名作家的日记》，《报恩的故事》和《心之王国》三种，都是短篇小说集。 菊池氏的创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怃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着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氏说，“Here　is　also　a　man——这正是说尽了菊池宽氏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话。……他们都有最像人样的人间相，愿意活在最像人样的人间界。他们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惨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无论使他们中间的谁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恶他们，不能呵骂他们。这就因为他们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锐的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锐的活动着的他们的质素可爱的人间性，打动了我的缘故，引近了我的缘故。换一句话，便是愈玩菊池宽氏的作品，我便被唤醒了对于人间的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这一句话了。”（《新潮》第三卷第三号《菊池宽论》）不但如此，武士道〔3〕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4〕，只因为要争回人间性，在这一篇里便断然的加了斧钺，这又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来。但他们古代的武士，是先蔑视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蔑视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贪生而杀人的人们，的确有一些区别。而我们的杀人者，如张献忠〔5〕随便杀人，一遭满人的一箭，却钻进刺柴里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杨太真〔6〕的遭遇，与这右卫门约略相同，但从当时至今，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并不见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也愿意发掘真实，却又望不见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赞叹。 但这一篇中也有偶然失于检点的处所。右卫门已经上绑了——古代的绑法，一定是反剪的，——但乞命时候，却又有两手抵地的话，这明明是与上文冲突了，必须说是低头之类，才合于先前的事情。然而这是小疵，也无伤于大体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记。 ※　 ※ ※ 〔1〕　本篇连同《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七月《新青年》月刊第九卷第三号。后来译文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时，本篇未收。 〔2〕　新潮派　应为新思潮派。《新思潮》，日本杂志名，创刊于一九○七年十月，以后曾几度停刊和复刊。 〔3〕　武士道　日本武士应尽的义务及职责。兴起于镰仓幕府时代，明治维新后，武士等级在法律上被废除。 〔4〕　名教　封建社会的等级、名分和礼教。 〔5〕　张献忠（1606—1646）　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1630）起义，转战陕西、河南等地。崇祯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据《明史·张献忠传》：“顺治三年（1646），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禽献忠出，斩之。” 〔6〕　杨太真（719—756）　即杨贵妃，名玉环，法号太真，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初为唐玄宗子寿王妃，后入宫得玄宗宠爱。 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擅权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反唐，进逼长安，玄宗仓惶奔蜀，至马嵬驿，将士归罪杨家，杀国忠，玄宗为安定军心，令杨妃缢死。 正文 《苦闷的象征》〔1〕 引言〔2〕 去年日本的大地震〔3〕，损失自然是很大的，而厨川博士的遭难也是其一。 厨川博士名辰夫，号白村。我不大明白他的生平，也没有见过有系统的传记。但就零星的文字里掇拾起来，知道他以大阪府立第一中学出身，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得文学士学位；此后分住熊本和东京者三年，终于定居京都，为第三高等学校教授。大约因为重病之故罢，曾经割去一足，然而尚能游历美国，赴朝鲜；平居则专心学问，所著作很不少。据说他的性情是极热烈的，尝以为“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4〕，所以对于本国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难。论文多收在《小泉先生及其他》、《出了象牙之塔》及殁后集印的《走向十字街头》中。此外，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又有《北美印象记》，《近代文学十讲》，《文艺思潮论》，《近代恋爱观》，《英诗选释》等。 然而这些不过是他所蕴蓄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可是和他的生命一起失掉了。 这《苦闷的象征》也是殁后才印行的遗稿，虽然还非定本，而大体却已完具了。第一分《创作论》是本据，第二分《鉴赏论》其实即是论批评，和后两分都不过从《创作论》引申出来的必然的系论。至于主旨，也极分明，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但是“所谓象征主义者，决非单是前世纪末法兰西诗坛的一派所曾经标榜的主义，凡有一切文艺，古往今来，是无不在这样的意义上，用着象征主义的表现法的”。（《创作论》第四章及第六章）作者据伯格森〔5〕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6〕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柢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然与旧说又小有不同，伯格森以未来为不可测，作者则以诗人为先知，弗罗特归生命力的根柢于性欲，作者则云即其力的突进和跳跃。这在目下同类的群书中，殆可以说，既异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的，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 非有天马行空〔7〕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倘读者能够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当可以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罢：这是我所以冒昧开译的原因，——自然也是太过分的奢望。 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但我于国语文法是外行，想必很有不合轨范的句子在里面。其中尤须声明的，是几处不用“的”字，而特用“底”字的缘故。即凡形容词与名词相连成一名词者，其间用“底”字，例如　Social　being　为社会底存在物，Psychische　Trauma　为精神底伤害等；又，形容词之由别种品词转来，语尾有　－tive，－tic　之类者，于下也用“底”字，例如　Specula^tive，romantic，就写为思索底，罗曼底。 在这里我还应该声谢朋友们的非常的帮助，尤其是许季黻〔8〕君之于英文；常维钧〔9〕君之于法文，他还从原文译出一篇《项链》〔10〕给我附在卷后，以便读者的参看；陶璇卿〔11〕君又特地为作一幅图画，使这书被了凄艳的新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夜鲁迅在北京记。 ※　 ※ ※ 〔1〕　《苦闷的象征》　文艺论文集，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著。其第一、第二两部分译文曾陆续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晨报副镌》。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单行本，为《未名丛刊》之一，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代售，后改由北新书局出版。 厨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艺理论家。曾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大学教授。著有《近代文学十讲》、《出了象牙之塔》、《文艺思潮论》等文艺论著多种，主要介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美文学和文艺思潮。 〔2〕　本篇最初印入《苦闷的象征》卷首，未在其他报刊发表。 〔3〕　大地震　指一九二三年九月发生于日本关东的大地震。 〔4〕　“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　语见《书经·说命（上篇）》，意思是如果服药后不至头脑昏晕，重病也就不能治愈。 〔5〕　伯格森（H．Bergson，1859—1941）　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神秘主义者。著有《时间与自由意志》、《物质与记忆》、《创造进化论》等。 〔6〕　弗罗特（S．Freud，1856—1939）　通译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著有《精神分析论》、《关于歇斯底里症》等。 〔7〕　天马行空　语见元刘廷振《萨天锡诗集序》：“其所以神化而超出于众表者，殆犹天马行空而步骤不凡。”比喻才思奔放，自由驰骋。 〔8〕　许季黻（1882—1948）　即许寿裳，浙江绍兴人，教育家。 一九○二年至一九○八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先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山大学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台湾大学任教，一九四八年二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著有《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 〔9〕　常维钧　名惠，字维钧，河北宛平（今北京丰台）人。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曾任北大《歌谣》周刊编辑。 〔10〕　《项链》　短篇小说，法国小说家莫泊桑作。 〔11〕　陶璇卿（1893—1929）　即陶元庆，浙江绍兴人，画家。 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及上海立达学园教员。他曾为鲁迅早期的著译绘制封面画多幅。 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1〕 这书的著者厨川白村氏，在日本大地震时不幸被难了，这是从他镰仓别邸的废墟中掘出来的一包未定稿。因为是未定稿，所以编者——山本修二〔2〕氏——也深虑公表出来，或者不是著者的本望。但终于付印了，本来没有书名，由编者定名为《苦闷的象征》。其实是文学论。 这共分四部：第一创作论，第二鉴赏论，第三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第四文学的起源。其主旨，著者自己在第一部第四章中说得很分明：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 因为这于我有翻译的必要，我便于前天开手了，本以为易，译起来却也难。但我仍只得译下去，并且陆续发表；又因为别一必要，此后怕于引例之类要略有省略的地方。 省略了的例，将来倘有再印的机会，立誓一定添进去，使他成一完书。至于译文之坏，则无法可想，拚着挨骂而已。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鲁迅。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晨报副镌》，后未印入单行本。 〔2〕　山本修二（1894—1976）　日本戏剧理论家。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任京都大学教授。著有《英美现代剧的动向》、《演剧与文化》等。 《自己发见的欢喜》译者附记〔1〕 波特莱尔〔2〕的散文诗，在原书上本有日文译；但我用　Max　Bruno〔3〕德文译一比较，却颇有几处不同。现在姑且参酌两本，译成中文。倘有那一位据原文给我痛加订正的，是极希望，极感激的事。否则，我将来还想去寻一个懂法文的朋友来修改他；但现在暂且这样的敷衍着。 十月一日，译者附记。 ※　 ※ ※ 〔1〕　本篇连同《自己发见的欢喜》（原书第二部分之第二节）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晨报副镌》，后未印入单行本。 〔2〕　波特莱尔（C．Baudelaire，1821—1867）　法国颓废派诗人。著有诗集《恶之华》等。这里说的“散文诗”，指他的一首题为《窗户》的小诗。 〔3〕　Max　Bruno　麦克思·布鲁诺。 《有限中的无限》译者附记〔1〕 法文我一字不识，所以对于　Van　Lerberghe〔2〕的歌无可奈何。现承常维钧君给我译出，实在可感；然而改译波特来尔的散文诗的担子我也就想送上去了。想世间肯帮别人的忙的诸公闻之，当亦同声一叹耳。十月十七日，译者附记。 ※　 ※ ※ 〔1〕　本篇连同《有限中的无限》（原书第二部分之第四节）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晨报副镌》，后未印入单行本。 〔2〕　Van　Lerberghe　望·莱培格（1861—1907），比利时诗人、戏剧家。著有抒情诗集《夏娃之歌》、讽刺喜剧《潘》等。这里说的“歌”，即指《夏娃之歌》。 《文艺鉴赏的四阶段》译者附记〔1〕 先前我想省略的，是这一节中的几处，现在却仍然完全译出，所以序文〔2〕上说过的“别一必要”，并未实行，因为译到这里时，那必要已经不成为必要了。十月四日，译者附记。 ※　 ※ ※ 〔1〕　本篇连同《文艺鉴赏的四阶段》（原书第二部分之第五节）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晨报副镌》，后未印入单行本。 〔2〕　序文　指《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